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帶著13億人民的殷殷重托，來自各地各界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陸續抵京，共商國是。據統計，今年全國“兩會”上來自美術界的代表委員共有40余人，他們中既有職業藝術家，也有美術教育工作者、民間工藝美術家、藝術鑒定者、美術館館長等。教育是民生之基。今年兩會，不少代表、委員關注到美術教育問題。
在全國政協委員、花鳥畫家何水法的5個提案中，記者發現，有3個直接與青少年美術教育相關：蘊含中華傳統文化的中國書畫教育要從小抓起、調整美術升學考試中外語分值比重、美術類高考專業考試不再臨摹照片。在國外，何水法時常看到學校老師帶領少兒到美術館、博物館參觀畫展，了解本國藝術和世界藝術歷史。
而在中國，少兒從小學開始就有沉重的課業負擔，升入初中后不少學校更是將學生從早上6點半起床到晚上10點半睡覺之間的全程，按照“精確到分”的標準制訂操作與監督流程，幾乎完全剝奪了少年兒童自我培養興趣、綜合發展的機會。他希望未來教育改革能夠更多地向音樂美術等藝術教育領域傾斜，不要讓乏味的書本知識扼殺了孩子們的天性。何水法說：“在意大利，即使是剛入學的兒童，誰都知道達·芬奇與米開朗基羅等意大利歷史上的藝術巨匠。而在中國，知道達·芬奇同時代的中國畫家如沈周、徐渭等的普通青少年少之又少。
”全國政協委員、滄州市國學院創辦者何香久也表示，長久以來，應試教育忽略了對受教育的主體——“人”的關注，只關注知識，忽略了對孩子們心靈的塑造，造成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全國政協委員、雕塑家李象群今年帶來的提案是改變美術教育的“倒金字塔”結構，改變從大學開始的“精英美術”，而將美術教育更廣泛地普及到中小學和幼兒園。
李象群建言，素質教育改革應當加大對美術、藝術、音樂等“美學教育”的投入力度，讓“美育”在基礎教育中普遍化。在現在的教育結構中，從托兒所到中小學，教育的主線是知識教育，所謂的主科和副科分得非常清楚，數理化是主科，藝術是副科。但其實藝術教育不同于知識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是素質教育，是能力教育。
從這個意義上說，透過現今的“藝考熱”現象，我們更要關注教育規律和教育結構。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文聯主席潘魯生表示，“其實大師和藝術家不是大學培養的，應該是社會培養、社會造就的。在‘藝考’之后的人才培養，應該從藝術學科專業的內在規律出發，結合人才的需求和面向，健全分類體系。其中既有精英教育，也有大眾教育，有純粹藝術人才的培養，也要相關的職業教育。藝術從文化層面上來講，應該是精英教育。我們應該更加重視發展職業教育。藝術教育改革和發展是雙向的，教育上要進一步摸索規律，更有特色和針對性。
選擇藝考的廣大考生也要轉變觀念，全面看待藝術的發展領域，根據自己的能力、愛好、喜歡，選擇適合的學校，有更好的發展。”城市雕塑作為公共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中國發展勢頭異常迅猛。2009年，據中國雕塑院的普查統計表明，在全國661個城市，已立起的6萬多件雕塑中，有81%是近30年來所創作。但公共藝術的體制建設與制度規范不完善，使得近幾年網絡及媒體上頻頻曝光“雷人”雕塑事件。
例如，曾被熱議的河南偃師龍華歡樂園的“大背頭彌勒佛”、鄭州尚未完工就被拆除的“宋慶齡”雕塑、烏魯木齊的“飛天女神”、四川安岳的“檸檬仙女”等等，諸如此類以迎合“個人興趣”的粗制濫造雕塑不在少數。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協副主席、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藝委會主任的吳為山在此次會議上提出“城市雕塑該立法了”的呼聲。他認為，目前公共雕塑思想精神取向不明確，藝術性不高，創造性不夠，相互模仿，題材與形式雷同；工藝與工程制作粗糙；作品與城市社會文化歷史空間、心理空間、精神空間缺少內在聯系，與建筑空間不協調。
吳為山表示，“有的是放大的玩具模型或是巨大的工藝品，最終成為擱置于城市空間的擺件。誤把模仿西方城市雕塑和流行藝術所營建的西洋景當成世界性，錯將表現古代生活情境雕塑而營建的‘明清一條街’當作繼承傳統。因此，羅馬立柱、裸體雕塑在小區里立起來了。戴瓜皮帽，拉黃包車的雕塑在街上‘跑來了’。簡單的商業功利和政治口號催生了大量不銹鋼球‘升’向天空。幾根柱子撐起一只球，名曰‘開發區大有希望’，幾束浪花托起一只球，名曰‘長江明珠’，幾只手支起一只球，名曰‘托起明天的太陽’。
東西南北中城市和鄉鎮處處托球。近30年來，全國有近20萬只球升起來了。這種滑稽的社會文化現象全世界罕見。”吳為山談到：這些雕塑絕大多數出自非專業人士之手。只要注冊辦一個雕塑公司、景觀公司，就可以承接城市雕塑。不少省會城市竟然有上百個雕塑類公司，惡性競爭。鄉鎮不銹鋼企業成批生產各種不同規格和造型的“定型”產品，低價出售，造成低劣城市雕塑的泛濫。公共藝術建造中的委托制度、選拔制度、招標制度往往存在不公開、不透明的問題。
如何在問題重重的公共藝術上，建立有效的規范制度？吳為山建議，城市雕塑需要立法，健全組織機構；各級省市健全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參照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的建構模式，由建設部門、文化部門共同組建；在雕塑空間的規劃方面，建設部門發揮好專家的集體作用，實施“規劃先行”；對重大歷史題材、重要歷史人物、超大型雕塑、投資量大的雕塑項目和重要場館、城市重要節點的雕塑要建立規劃報批、評審制度。
前兩年的梵高、畢加索等一批西方藝術家作品展覽，在國內展出后頗受好評，隨之海外展覽紛至沓來；大量的海外展覽進入中國觀眾視野，而中國高水準的展覽卻較少推廣至西方主流社會。3月4日上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吳長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為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有必要組織力量，整合資源，遴選一批水平高、分量足，具有權威性的優秀作品赴外展覽，力爭進入西方主流社會，切實提升中國美術的國際影響力。
”吳長江認為，當代中國主流美術所取得的進步和成果主要體現在國內，這與當代中國國際形象與國際影響力現狀極不相稱。而在中國美術赴外展覽的過程中，主要面臨6個方面的困難，包括長期性、系統性不足，未能實現常態化推廣；缺乏有力的組織和資源整合力量；缺乏持續有效的推廣途徑和渠道；推廣方式陳舊；深度合作項目較少，缺乏有針對性的深入專業研究和策劃意識；缺乏有效的專項資金支持等。“不同美術機構各自為戰，未能統一謀劃布局，諸如中國美術作品競相登陸‘維也納金色大廳’、‘盧浮宮美術展’等現象背后，隱藏著租場、贈票、檔期等問題，既不能代表中國最高水準，也無法增進西方觀眾的了解。
另外，滿足于從前模式化的推廣方式，較少考慮西方社會和觀眾的慣例和習慣的接受方式，填鴨式的硬性推廣策略已經難于生效。”吳長江說。吳長江建議，由政府出面，提供相應的政策保障和資金扶持，相關部門進行配合。主要通過人民團體和社會團體，精心策劃，組織專家力量、遴選優秀作品，推動具有主流價值觀取向的中國當代美術作品赴外展出。整體推出主流美術，發出主流聲音。近年珍貴文物被損毀或被遺棄的事件時有發生，其中不乏國家一、二級文物，文物保護工作形勢嚴峻。
2013年6月初，有學者在考察蘇北一處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漢代石刻時，發現了一些在保護過程中無意識損害文物的行為。該處畫像表現的是一些宗教內容，比敦煌莫高窟還要早200年，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一處佛教摩崖造像，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三批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協副主席言恭達在考察此地期間，恰巧碰到有幾個人正手忙腳亂地在搭腳手架，準備實施一些后續的保護措施。
在攀談中得知，每年夏季來臨之前，為了防止酸雨對巖畫的破壞，每年都要為畫像涂一層“保護霜”。言恭達發現，在施工中，不僅搭建腳手架用的竹子、鐵絲等容易“刺傷”巖畫，就是工人沒有穿鞋套的鞋、清理巖畫上臟物的毛刷等都容易對巖畫造成二次傷害，稍不在意，輕則巖畫脫落，留下斑點，重則缺胳臂少腿，令人心疼。
可是，當地文物部門又不能不這么處理，一來國家有專項保護資金，不用白不用；二來用了既有工作成績，還可以略有盈余，一舉多得，至于保護的效果，以及無意間帶來的“次生災害”，卻無人考量和規避。據了解，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國家為了保護文物，不惜投入巨資，可是，效果并不看好，若干年后，很可能錢花了，文物卻面目全非，甚至了無痕跡。為此，李延聲在提案《國家級文物在實施保護過程中應謹防“次生災害”》中建議，加強對文物保護資金的監管，重視文物保護措施的監管，建立一批文物保護專家隊伍，同時建立國家級文物健康檔案，全面梳理國家級文物。
對野外的巖畫類文物根據價值、珍稀程度，文物的健康狀況，周邊環境的影響等，建立國家級文物健康檔案；對“病危”文物要制定及時的搶救措施，如一些珍貴的巖畫，不能因為資金的問題，通過年年涂抹“保護霜”來完成，而要下決心采取一勞永逸的措施，如：用全封閉建筑來保護，這樣雖然投入大，但屬于一次性的，效果會更好。此外，幾千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靠口傳心授，將非遺文化傳承下來。
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被人淡忘,政府亟須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民族文化，讓當代人認識和了解祖先留下的文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家畫院藝委會副主任李延聲，一直關注非遺傳承人的生存狀態，他在此次提案中談到，目前被認定為國家級傳承人1986位，其中已有150位去世，有不少人也年老體弱，面臨傳承斷代甚至人亡藝絕的問題。
不少地方存在著對非遺重申報、輕保護的現象，因此加大對非遺傳承人搶救性保護工作力度，非常必要，迫在眉睫。李延聲建議，對國家級傳承人，現由國家財政每人每年補助1萬元，但根據目前社會消費水平和非遺保護的需要，這個數字明顯偏低，建議增加至3萬元；
開展對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作；注重對已屆高齡、傳承困難的代表性傳承人的影像記錄和資料整理工作；加強對傳承人的宣傳工作，提高全社會對非遺工作和傳承人的認識，提高傳承人的社會地位，擴大其影響；加強對“老少邊窮”地區非遺保護政策傾斜的力度。
據了解，云南騰沖有的傳承人每年收入僅3000多元，生活困苦，傳承艱難。建議對類似地區國家級傳承人優先試行每人每年補助3萬元的辦法。同時鼓勵社會力量對傳承人保護作出貢獻。近10年來，各式完全民營或有國資背景的博物館、美術館、文化藝術產業園紛紛興建。文化命名的國家級文化產業園區，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聚集和培育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群。
由于文化產業園區的界定沒有嚴格的分類標準，有的項目假借文化藝術之名，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擅自改變用地形式，最終演變為事實上的房地產或其他商業項目，這種行為不斷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議論。文化藝術產業園區規劃建設、管理監督的標準化、規范化亟待解決。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國畫院副院長薛亮就文化藝術產業用地審批及后續管理問題，在提案中提出建議：制定并盡快出臺創建文化藝術產業園區評價標準體系，公布社會監督，實現文化惠民；
嚴格文化產業評估考核指標，嚴監重管；在園區建設服務要素中，強調硬件條件：藏品數量、質量，建立專家庫對藏品逐件認證，規定藏品保藏條件，規定藏品展示及非常設展覽的場次數量、展示面積、展示條件等；在文化藝術產業園區的審批和監管過程中，由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進行充分公示，并暢通舉報渠道，做到全民管文化，文化惠民生。全國政協委員、藝術家韓美林在全國政協文藝組首場小組討論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一個民族把錢放在第一就完了。
擺在第一的應該是文化。在談及文化產業的發展時，他認為文化產業只能姓文，不能姓錢。3月4日，文藝界委員在小組討論時，對文化是否應該產業化進行了一次觀點PK。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認為，文化有經濟效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任何好的藝術家都不會為錢去創作。
馮驥才說，當前，文化部門一提文化，就說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但是，我們的發展和繁榮，應該是對文化進行充分的思考和科學地進行建構。“我們至今仍缺乏文化的思考和構建——我們文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文化在我們社會上，應該擺在什么位置？我們發展文化的目的是什么？這些都不明確。”馮驥才建議，國家文化部門和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思考文化的目的、文化的性質是什么，我們國家的文化到底應該怎么樣建構：“我認為應該對文化有一個立體的建構，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辦法政策，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繁榮。”全國政協委員、油畫家靳尚誼與馮驥才則持不同意見：“我了解的情況是，文化產業在各國GDP的比重，最高的是美國，占30%；
亞洲最高的是日本，占12%左右；印度，占6%左右；而我們中國只占2%。這就說明在文化產業化上，我們是相當落后的。現在的問題只是在于，我們在文化產業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就是很多時候把錢放在第一位。”靳尚誼表示，文化和其他經濟不一樣，它是雙重的，既有經濟上的價值，又有精神上的影響。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爭取找到這兩者之間的平衡——怎么樣既有票房又對人有積極促進的作用，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對于各地興起的民辦博物館熱，全國政協委員、西安大唐西市集團董事局主席呂建中認為，需要政府“規范”與“扶持”齊發力，提高社會服務水平。他說，民辦博物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有明顯提升。但大部分民辦博物館還處在探索階段，藏品管理、展覽水平、服務設施等方面都需要完善。他認為，民辦博物館作為我國博物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單純追求數量，更要關注它的運行質量，充分發揮其功能。
完善政府購買服務的有關政策，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促進民辦博物館向社會免費開放，鼓勵社會力量向民辦博物館提供捐贈的專項政策，可按照公益事業捐贈法的有關規定，享受減免稅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