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父親的書架排滿了我不喜歡或看不懂的書。那個年代沒有電視，少兒讀物少得可憐，我總是在大人不在家的時候，在書架里邊翻來翻去。一天翻到了一本《普希金文集》，我被書中的插圖所吸引，那本有著精美插圖的書，成為我一個人在家時必去偷偷看的一本書，也是唯一喜歡的書。書中有一幅插圖是我每一次翻那本書時必先看的一頁。插圖是一幅單色畫，畫的是普希金的妻子，插圖中的人物有著朦朧的目光，想看也看不太清楚，那書的印刷質量現在看起來真是一般，也許這種朦朧的感覺是印刷的質量所致。
但是，越看不清楚，越是極力的猜測畫中的細節。那畫中人物看的遍數多了，久而久之那畫的風格深深的印入我的腦海中。現在回想起來那插圖雖然表現了復雜的服飾，但是畫的整體風格和人物的形體處理體現了單純的藝術風格，情感和形體凝聚在一起。讀研究生期間導師田金鐸、楊美應教授對于我的教育是深刻的。系統的專業知識學習，個人素質的培養，使我的雕塑習作和創作有了長足進步。同時研究生學習期間也是我個體審美實踐的開始。
第一次在學習上表達個人意識和自身素質情感，應該是一九八六年研究生二年級做的一個等大《站姿女人體》泥塑習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根據自己對于模特的感受，按照個體的審美愛好做的作業。在那以前的人體習作，往往更加注重模特客觀屬性和科學性的塑造。這個習作我在正確處理模特客觀屬性的前提下，注重自我情感的融入，一種發自內心的沖動持續作品長達三個月的制作過程。
作品接近完成時，每當夜幕開始降臨我都獨自坐在作業前，在天光教室漸漸暗去的光線下，欣賞著光線撫摸我作品的感覺。它的色調隨著光線的變化越來越豐富，作品的情感越來越凝聚，泥巴由暖色調逐漸變成冷色調，最后在朦朧中消失。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這種個體審美意識，源于我的兒童時期的生活經歷。
那件泥塑等大《站姿女人體》習作和那幅《普希金文集》中普希金妻子的插圖，在創作風格和審美上是相似的：一種朦朧而單純的情感凝聚在作品中。在以后一個階段的創作中，我始終受那件《站姿女人體》習作的影響，在作品的形體處理上，追求單純和朦朧的藝術風格，使形體圍繞著主觀情感塑造成一種整體，不符合主觀情感的因素則被削弱或舍棄，努力在作品中體現主觀情感的“凝聚”這一審美要求。
追求作品形體塑造上的單純和情感的凝聚成為那個時期我的主要創作風格。1988年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選擇了《凝聚、占有》為論文的主題，論文中對于“單純”和“凝聚”這樣寫到：單純性帶來情感的凝聚，情感的單純性勢必導致作品外在表現形式上的單純，而作品形式上的單純并不意味著造型上的簡單，它更多的含義是指作品表現上的專一性和純度。
在創作過程中“形”經過提煉達到一定的程度，一切不適合情感要求的多余形體會更明顯的顯現，這些明顯顯現的部分往往是作品中的錯誤，應該加以調整。相反當“形”的處理與主觀情感吻合時，形和情感則達到了單純，這時的作品應該凝聚成一個情感和形體高度融合的整體。藝術家的個體意識與藝術的公共性是矛盾的統一體，個性精神是藝術創作的根本，沒有個體的人格性情，藝術就不復存在。
如果藝術家的個性不為他人所理解，藝術也沒有生命力。因此藝術家的個體意識應該與公共意識融會貫通。我研究生畢業創作期間，教學上要求我們對于藝術的公共性給予關注。《趙一曼》是我選擇的歷史性人物研究課題，當時為了更好的創作這件作品，我特地去了哈爾濱革命烈士紀念館收集創作素材。
在哈爾濱革命烈士紀念館中，只有一張正面的趙一曼烈士照片，也有若干后人為烈士所做的畫像和雕塑。趙一曼烈士的這張照片是一張朦朧的照片，很多細節是根本看不清楚的。紀念館中的畫和雕塑都極力想把烈士的形象復原，因為人們對于烈士形象認可是以那張朦朧的照片為依據的，所以那些作品越是努力的刻畫細節，與原始照片中的形象差距越大，越是感覺到形象上塑造的丟失。趙一曼烈士保留下來的這張照片契合我的審美，這張照片的“朦朧風格”和我當時創作審美要求是一致的。
我靈魂深處存留著的自我潛在創作模式，與歷史照片提供的單純、整體的形象相統一。我努力將個人的創作意識融入集體主義的公共性之中，將具有公共性的英雄形象進行個性化的處理，在個體意識與公共性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在第七屆全國美展后的美術評論中這樣寫到：“人物肖像作品《趙一曼》,令人感到震驚這是毫不奇怪的。趙一曼是我國人民家喻戶曉的一位抗戰女英雄,各種文學藝術作品對她的事跡多有表現，過去也有過許多反映這位英雄人物的雕塑，然而這件作品卻與它們繩尺迥異。
以往的作品，多數是以寫實的表現方法，描繪人物的內在精神，外貌特征肖似真人，而這一件作品則是采取了夸張變形的方法，使形象與真人在于似與不似之間。大膽地拉長了趙一曼的體型，使雙手背后“人”字形地站著的姿態是細高的個子。她的腳長而脖子細，纖圓的腰間系帶著一只小型手槍。人物的整體姿勢似；
金字塔形，頂天立地，神采洋溢著火熱的激情，使人感到英雄形象既崇高而又莊穆優雅。這件作品，我認為把它列入此次展覽會的優秀作品名單中是毫無愧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