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細訪孫中山石像身世，竟然發現謎團不斷◎有“中山陵活檔案”之稱的八旬老人為您一一揭秘再過一個多月，闊別新街口多年的孫中山銅像，就要“回歸”新街口了。除了這座，南京還有三座孫中山先生的雕像，一座立在孫中山紀念館前，另外兩座分別在中山陵的祭堂、墓室里。
對于眾多游客來講，到中山陵，必要到祭堂拜謁孫中山的大理石坐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尊坐像背后竟然隱藏著一連串的謎團——為什么是在孫中山先生安葬到中山陵一年后，它才雕刻完畢，這中間經歷了什么曲折？它右手的一節小指是斷掉的，這又是怎么回事？關于坐像的著裝問題，當年真的有“長袍馬褂”和“中山裝”之爭嗎？宋慶齡一度想把這尊坐像換掉，這又是什么緣故呢？
幾經周折，保羅·朗特斯基最終成為中山陵孫中山坐像的雕刻者，而現存上海的那尊銅像，就是他送審的樣稿。快報記者趙晨翻拍仿品之謎身世之謎“孿生”雕像為何膝上“建國大綱”不一樣每一個到中山陵的游客，都會到祭堂拜謁孫中山先生的大理石坐像。這尊石像高約5米，底邊約2.1米，在雕刻家的設計下，孫中山先生身著長袍馬褂，端坐椅上，膝上是攤開的書卷，凝視著前方，莊重而深邃。
如果你到過中山陵，又碰巧曾到過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你會驚奇地發現，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內居然有一尊雕像，它和中山陵祭堂的孫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上海的這尊雕像要小很多，而且材質是銅質的。這座銅像只有60厘米高，孫中山身著長袍馬褂，雙腳并坐，膝上攤著展開的文卷。
銅像底座上，刻著作者的名字，以及制作的年代1930年，資料顯示，中山陵的大理石坐像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時間也完全一樣。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難道上海的這尊雕像是仿制品嗎？細細比較兩者，還有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
這尊小銅像上，孫中山膝上攤展開的文卷上刻有“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字樣，而中山陵的大理石坐像上，孫中山膝上攤開的文卷上并沒有一個字！這又是怎么回事？記者開始追尋這兩尊雕像的身世，試圖解開這個謎。身世之謎當年為尋雕塑家怎樣煞費苦心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與世長辭。之后，不到一個月，葬事籌備處成立。葬事籌委會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紫金山為孫中山建造墓地。又過了不久，籌備處開會討論，認為中山陵的祭堂里，應該安放一座孫中山的雕像，供人們憑吊、瞻仰。
可是由誰來雕刻呢？孫娟娟是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原館長，她告訴記者，為了找到雕像的合適人選，當年曾上演了一場“全球招標”。一開始，籌備處聘請了幾位雕刻家進行試雕，包括留法美術家王濟遠、上海雕刻家李金發，還有后來陵墓墓室的孫中山臥像雕刻者、捷克雕塑家高崎，都制作過石膏小樣模型。但是籌備處的成員看后，都不滿意。于是，孫科與宋慶齡商量后，提議來一個公開征集。
于是1925年12月，征集啟事在上海申報以及日本、蘇聯等國的美術雜志上刊登，寫明“頭獎二千元，二獎一千元，三獎五百元”，期限是6個月。很快，6個月過去了，應征者卻寥寥無幾。于是籌備處召開會議，把招標期限延長了半年。1926年12月，招標結束后，共有14位中外雕塑家投標，送來的石膏或銅質模型總共有17件。可是，沒有一件作品讓評審員滿意。雕像的工作就暫時停頓下來。
這一停，就差不多一年。1927年11月11日，籌備處召開會議，再次把雕像事宜提上日程，決定由夏光宇和呂彥直一起尋找雕塑家。夏光宇是當時的籌備處主任干事，呂彥直是中山陵的建筑設計師。孫娟娟告訴記者，夏呂二人先是找到了在法國進行多年雕刻的王靜遠女士，又找到一位日本雕塑家，但是他們的模型送到籌備處后，評審員們還是不滿意。最后，擔任陵墓設計圖案評審顧問、曾在法國巴黎帝國美術學校留學的雕塑家李金發，推薦了法國著名雕塑家——保羅·朗特斯基。
朗特斯基先試著雕了一尊半身石膏像，送去中國。因為路途遙遠，石膏像的鼻子和下顎部位都損壞了。但是評審委員們覺得比較滿意，就決定由他來雕塑孫中山坐像。1928年6月，孫科帶著父親的生活紀錄片，和幾十張照片趕赴巴黎，與朗特斯基進行接洽。據說，他還帶去了幾十張自己不同側面的照片，但由于他身材較高，而孫中山姐姐孫妙茜身材與孫中山相仿，因此他也拍了一些孫妙茜坐姿的照片，供朗特斯基參考。朗特斯基看了這些資料后，還要求孫科每天下午到他家端坐，讓他仔細觀察，從中來描摹中山先生音容神態。
朗特斯基對這件作品傾注了很大心血，不斷修改泥塑，每完成一個階段，就將照片寄回中國。到了1930年初，才最終定稿。隨后，他選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經過幾個月的精心雕琢，這座高4.6米的坐像終于誕生。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中央在中山陵祭堂，舉行了十分隆重的石像揭幕典禮。那么，上海的那尊銅像，又是朗特斯基什么時候制作的呢？
它和孫中山大理石坐像究竟有什么關系？仿品謎底保羅不熟悉中文字排序，正品雕像文卷成空白在1928年8月葬事籌備處寄給朗特斯基的信中，曾有一個要求，要他必須先寄一個樣稿模型，讓中方看看。而為了防止路途上損壞，必須是銅像。于是1930年初，保羅將泥塑定稿后，他請法國著名的AlexisRudier工作室鑄成銅質樣稿模型，然后送葬事籌備處作最后審定。這個小號的銅像寄過來以后，籌備處很滿意。可是，在后來的歲月里，這座小銅像不知流落到了哪里。直到2005年，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開放以前，一位上海市民找到了當時的館長孫娟娟，說他有一座孫中山小銅像，就是中山陵祭堂坐像的樣稿，想捐獻給紀念館。
經過文物專家鑒定，這尊孫中山小銅像的確是中山陵孫中山坐像送審的樣稿！在世間輾轉了近80年，小銅像的出現，讓人既驚又喜。當年這座小銅像，是怎么輾轉到了這位市民手里的？孫娟娟說，“我們想請他講一下小銅像的故事，可是他怎么也不肯透露，只是說，這尊小銅像當時只澆鑄了一尊，父輩生前交代一定要保管好。”而為何小銅像上刻有“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字樣，大理石坐像上卻毫無一字？
那是因為保羅不熟悉中文字排版，把小銅像上的文字排錯了，到了雕刻正品時，干脆就沒再刻字上去。服裝之謎中山裝與長袍馬褂之爭有無證據祭堂里的這座大理石坐像，孫中山穿的是長袍馬褂，而墓室里的那座漢白玉臥像，孫中山穿的卻是中山裝。這又是為什么呢？今年已經80多歲、在中山陵工作了60多年的劉維才告訴記者，1928年葬事籌備處在一次會議上，對坐像中的孫中山應該穿什么服裝這個問題，分成了兩派。
胡漢民、蔣介石認為孫中山是從清朝過來的，應該穿傳統的長袍馬褂。宋慶齡、何香凝極力反對，說，“你們搞的是復古主義，中山先生最喜歡穿的是中山裝，坐像也應該是中山裝。”主持會議的是林森，他頓時很為難。為了照顧兩方觀點，他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坐像身著長袍馬褂，臥像著中山裝。但是，對于這種說法，也有學者認為只是傳說。
孫娟娟告訴記者，現在并沒有確鑿的史料佐證。“宋慶齡當時正在歐洲，她可能會對孫中山雕像的服飾發表一些意見，但不會一定堅持用中山裝，因為孫中山生前也常穿中式服裝，他留下的最后一張照片也是身穿長袍馬褂的中式服裝。
”而且，籌備處1928年8月給朗特斯基寄出一封信，讓朗特斯基從中式服裝、西服、中山裝中選擇，他從藝術角度選了中式服裝。中山陵管理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與朗特斯基交往甚密的畫家劉海粟，也曾對此產生過疑慮。上世紀20年代，劉海粟赴巴黎考察時，去看過朗特斯基好幾次。當時他看到正在雕塑中的孫中山坐像，就問朗特斯基設計坐像的一些情況。
朗特斯基說，這尊坐像將被放到宮殿式的大殿里，所以要設計一個方座，會顯得很莊嚴；而孫先生是中國人，長袍馬褂是中國的傳統服裝，所以這尊坐像就采用了長袍馬褂的著裝。劉海粟覺得中山先生有特定的“中山裝”，又何必非用長袍馬褂不可呢？不過，這時坐像已經接近完成，提意見也晚了。去留之謎解放初宋慶齡為何想換掉它到底有沒有“長袍馬褂”與“中山裝”之爭，我們從文獻記載中已無法得知。而被很多人稱為“中山陵活檔案”的劉維才告訴記者，解放初，宋慶齡確實曾想把祭堂內的坐像“換一個”，改成穿中山裝的。
“這個小故事，我也是偶然間聽到的。”劉維才說，“十幾年前，1993年，因為一次文物交流展，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周永珍到中山陵參觀，我作陪，當她走到祭堂的孫中山坐像前，聽到我說當年還因為中山先生的雕像應穿什么服裝引發過一場爭論時，她突然觸景生情，陷入沉思，向我講述了一段往事。
原來，1981年，為了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全國政協委托他們單位復原孫中山逝世紀念室，也就是鐵獅子胡同11號，周永珍親自參與了這項工作。9月下旬，復原工作完畢后，請全國政協進行審查。20日上午，全國政協辦公廳馬永順、會議組干事曹玉琳陪同全國政協常委屈武、吳茂蓀，以及國家文物局、中國革命博物館領導來審查。
之后，全體人員又來到剛剛建成的宋慶齡故居參觀。在故居休息室里，吳茂蓀對在場人員說，“宋慶齡在全國解放初期委托我辦三件事：一、為香山碧云寺的孫中山紀念館題詞；二、為孫先生選一標準像，也就是著中山裝的那張，她很滿意；三、將南京中山陵孫中山先生祭堂內的雕塑換一個，坐像著長袍馬褂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復古主義者所主張的，應改成著中山裝的，因為孫先生平素喜歡穿中山裝。
”吳茂蓀又說，前兩個愿望，我都幫她完成了，可是唯獨最后一個，沒有實現。周永珍說，當時她聽到這段歷史時，趕緊拿起筆，記錄下吳茂蓀的話。而到了1993年時，站在一旁的劉維才也記下了周永珍的這段回憶。上述往事。
后來周永珍回到北京后，還專門把當年現場記錄下的吳茂蓀的話寄來，讓劉維才核對。讓人不解的是，為什么最后這個愿望，宋慶齡沒能實現？劉維才說，當年吳茂蓀找到了周總理，向他說明了宋慶齡的意愿，周總理說，國家經濟還不富裕，暫時不要搞了。于是，直到現在，祭堂中央還是朗特斯基的這座雕像。
斷指之謎坐像右手小指是誰損壞的一轉眼，祭堂里的這座孫中山坐像，已經80多歲了。如果你仔細看這尊飽經歲月滄桑的雕像，會發現它的右手是不完整的，小手指斷掉了。劉維才說，關于右手斷指之謎，流傳很多說法。有人說，是當年運送的路途中不小心損壞了。其實，這是1937年日軍占領南京時，被日本人損壞的。“這件事是在資料上查不到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60多年前，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后，制作了一個銅牌掛在坐像前面，上面有記錄著，‘日本侵占南京后破壞文物，罪責難逃’。
”劉維才說，40年代末，他不到20歲就開始在中山陵當警衛，中山陵的一草一木都刻在他的腦子里。劉維才告訴記者，60多年來，一撥又一撥，不知有多少人提出，想要承包下來進行修復。“幾年前，寧波一家雕塑廠來了兩個人，他們找到我，說想修復。我不管他們廠的規模有多大、技術有多高，提了一條：如果想修，就要修舊如舊，天衣無縫，與原雕像完全吻合，做不到這點，簽合同提都不要提。第二天，他們就不敢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