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和瑟拉原本是從事CD公司的生意，現已退休，公司仍有股份，因此，每年還有豐厚的收入，美國的稅收是非常高的，每個達到基本收入標準的人都必須主動納稅。但美國法律有一個規定，購買藝術品并捐給社會可以抵稅。不僅如此，有一年，我的車出了車禍，基本報廢，我的會計告訴我，捐出這輛破車給有關部門，可以在年終抵掉相應的稅，而彼得館長告訴我，大衛和瑟拉在幾天前已經簽約將這所房子里的幾乎所有收藏品捐給美術館，這和抵稅沒有關系，他們為什么不將財富留給后代與子孫呢？

我也常常問自己。在美國有龐大的收藏家群體，這個群體的存在讓眾多的藝術家得以生存和有了生活來源，更讓美術館、藝術中心、文化基金會的事業得以延續與發展。幾天前，我應邀參加蒙大拿州一個著名藝術中心成立五十五周年慶典的國際創作營，系列活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幾天的藝術品拍賣，拍賣的作品來自世界各地，有藝術家捐贈給藝術中心的，也有藝術家和畫廊送來參加拍賣的，為了配合這次活動，整個城市的畫廊和重要藝術家的工作室全部象節日一樣對外開放參觀銷售，來自美國各地近300位收藏家坐飛機云集此地。

他們每人要向藝術中心交納很高的報名費和晚宴費，在拍賣現場，人頭簇動，收藏家競相搶拍，至使幾乎所有拍賣作品價位一路高攀，超出作品底價的幾倍，仿佛“狼多肉少”。奇怪的是，同樣在畫廊和藝術家工作室里可以找到拍賣會上相同作者的作品，價位低于拍賣會價格，卻未必售出。在這里，我們有必要認識二個英文單詞，DonationVolunteer。在美國這是二個常用的單詞和普遍的行為，大部分人都會去做，因此，這二個詞意中沒有多么崇高的讓人敬仰的內容含義，這和雷鋒精神有點不同，倡導雷鋒精神是因為大部分人不做，而雷鋒做了，雷鋒就顯得難能可貴與崇高。

我的女兒在中國讀完小學，學校和家長常常要對孩子進行愛心與道德教育，她來美國讀中學，我們忙得從來沒時間進行“思想”教育，也沒見到學校大講特講奉獻與愛心，但她每個星期三下課后和寒暑假都在自愿做義工。問她為什么，她說：同學都做，這是平常的普通行為。這樣看來，大衛和瑟拉夫婦捐獻所有收藏品給美術館以及眾多收藏家高價買下拍賣作品支持藝術中心的行為就不足為怪。

前不久有一則消息，富可敵國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已簽約在他生前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財富捐給社會。我周圍的美國人的反應，不過是發出一聲平常的“OH”，就是知道了的意思，沒見媒體和民眾大呼小叫。在中國，相信比爾·蓋茨的行為不做個人大副委員長的位置或成為雷鋒第二，百姓是饒不了他的。好玩的還有，一年多前，國內高校和網絡上還在進行是做雷鋒還是做比爾·蓋茨的大討論。

不知現在是否有了結論。中國現在富裕起來了，相信以后一定有人會超過比爾·蓋茨財富的數量。許多有錢人也開始回報于社會。但愿那些有錢人回報社會的同時，不是為了向社會換取政治資本和地位，以便索取更大的利益，因為這是變了味的“捐獻”。學生做義工也好，大衛和瑟拉夫婦捐贈收藏品也好，比爾·蓋茨捐錢也好，他們都是做了平常之事，區別的是捐獻的金額大小和義工多少不同而已。

沒有高低輕重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