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有幸為中國鄉村經濟建設的先行者、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塑像并親聆教誨。今天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恍如昨日。那是當年的3月19日，我接到民盟中央周昭坎先生的信，費孝通副委員長安排于兩會開幕前夕接見我。屈指算來，自那次赴京見到費老并聆聽老人家教誨至今已有16年了。

在費老的有生之年，我數十次拜望費老，其睿智的談吐、爽朗的笑聲、儒雅的風度時時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出現。2001年，楊振寧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吳為山所塑的“費孝通”比真人的費孝通似乎更像費孝通…這尊費孝通青銅塑像自1995年問世后，曾去過美國，歐洲，中國香港、澳門等地巡展，而今永久陳列于南京博物院吳為山文化名人雕塑館里。我與費老的交往，正是從這尊塑像開始的。

上世紀80年代末，我有感于社會轉型期，價值取向的多元，年輕人崇拜大款、明星，而那些為人類進步、社會發展做出過杰出貢獻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卻被忽略。因此，我試圖以創作歷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塑來引導年輕一代的人生價值觀。當時已塑過魯迅、陶行知、齊白石、徐悲鴻等文化人物。曾經推薦我為吳作人先生塑像的周昭坎先生建議我為當代杰出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塑像。

當然，這是我極為樂意的。我父親是一位知識分子、國學研究者，他聽到這消息后，多次電話囑咐我要認真研究費孝通先生，因為費老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學術、貢獻、經歷都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狀態有著密切關聯。他的城鎮建設理論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進程。我父親雖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對費老的了解和評價卻反映了人們對費老的崇敬。

記得1995年3月，我接到周昭坎先生的信后就去北京了。3月京城依舊寒冷如冬，而費老家中卻春意濃濃。費老那謙和的笑，那長者的慈祥使我感受到大家風范：一個融通中西古今的現代大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費老說：“塑像，要抓住神。

所謂神是指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孔子時代、蘇東坡時代、魯迅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不同的特征。這就是時代精神在具體個人上的反映。”費老對“神”的理解超越了個人特征，上升到人類歷史、哲學的高度，這使當時習慣了建立在個體“神態”“神氣”“神情”“神韻”層面探索的我茅塞頓開。

中國歷代畫論都把“傳神”作為表現人物的第一要點，其要旨是表現特定人物的個性及其在特定情境的神韻。而費老的“一代人的精神風貌”則更為宏觀，是站在相當的高度對文化的歸納、概括與總結。費老接著說：“對于歷史來講，我個人算不了什么，當年劉開渠先生欲為我塑像，我也是這么想。

”在談話中我深深領會到他對自己“形”的忽視。“人總是要走的，我走了，問不了那么多事，我的像后人去評。”漸漸地，我似乎把握到什么，費老的笑中蘊含著寬廣與豁達，隨和恬淡而進入化境。在傾聽費老談話的過程中，我眼前幻化出一尊巨大的青銅頭像，微笑著，頭略仰，仿佛在社會調查的田野望著日新月異的中國鄉村城鎮，又仿佛在思索著富民強國的新問題。費老談興正酣，深情地講述到姐姐費達生：“她一生是為人民的，我在《做人要做這樣的人》一文中寫道，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蠶桑事業…

”從費老的話語里我能體會到他對姐姐的感情不僅是親情，更多的是老一代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的那份共同感情。臨別前，費老握著我的手說：“一個人一生中做一件事，把這件事做好已經很不容易了，望你長期下去。”隨后，費老鋪陳宣紙，揮毫著墨，書就“為山同志，得其神勝于得其貌”，并贈其著作《行行重行行》。這神與貌的關系不僅反映了一代學人對事理的徹悟，更是一位長者獎掖后進，對人生、對學術的總結。不久，費老的塑像完成，我著力刻畫了他的“微笑”，那是一個相當微妙的感情形象。

那是嘴唇正吐言或處于停頓之時特有的表情，是在語氣轉換之際表現出來的那種神韻。我觀察過，先生往往在那停頓的瞬間，閃爍著思想的光芒，爾后妙語連珠，令人叫絕。當費老看到自己的塑像時候，拉著我的手說：“不簡單，不容易！”而后親筆書就“得其神”“游于藝”以贈。費老的認可和鼓舞，對于一個年輕人是多么的重要！我越來越感受到所從事的創造性工作的重要。這對于我后來創作楊振寧、吳健雄、陳省身、錢穆、錢偉長、匡亞明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多有幫助。

我回想起費老在我的母校南京師范大學的一番話：“為山要以我為模特兒塑像，其實，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給年輕人一個發展的空間。現在大家追求美，很多雜志以美女做封面，我這個老人美在哪里？我不知道。為山塑我，我知道他喜歡知識分子的味道…”費老的話意味深長。

2000年，我被聘為香港科技大學包玉剛文化講座教授，正逢費老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我得知后，由九龍清水灣駕車前往港島費老住處，不可忘記的是1997年香港回歸時費老曾作為接受香港的代表團成員來香港時的情景。

這次見到費老，他的精神更爽。我向他匯報了在香港創作的《母與子》系列雕塑作品，其創作靈感來自母文化情結。費老聽后若有所思。是啊，九十高齡再赴香港，在吐露灣港，新亞書院山峰，不正是為著母文化的光大而來嗎？費老的文化胸懷是寬廣的，他因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所以在歷史的縱向、社會的橫向坐標上能博采眾長，對藝術學的問題也闡釋得那么精辟。形與神是相輔相成的。

費老在揚眉吐氣的瞬間把兩者的關系已道得淋漓盡致。這正像他常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化境。這次在香港的拜會，使我對費老愈加地崇敬，這香江的明珠映輝著費老的高尚人格，那春蠶銀絲般的白發敘說著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2002年5月20日，南京大學百年校慶，費老再次來到我的工作室。此時，他老人家已走路不便，坐在輪椅上，他望著我當年請他親筆書寫的“南京大學雕塑藝術研究所”牌匾，豎起大拇指說：“吳教授，好、好、好！

這是一番值得終身為之奮斗的事業啊。”我將費老請到南京大學百年紀念雕塑《孺子牛》前，這尊立于雕塑藝術研究所廣場的大型雕塑出自著名法籍雕塑家熊秉明之手，吳冠中為其題的“孺子牛”和楊振寧題的“秉明塑造出20世紀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認識”刻于底座，它仿佛一座豐碑，刻載了知識分子崇高的品質，也體現了南京大學“誠樸雄偉”的大學之魂。費老問我：“為什么將牛立在這里？”我說：“這里有肥沃的大地！

”他呵呵地笑起來：“春天來了。”費老意味深長的話語正合這件作品的內涵：跪于大地，永遠向上，忍辱負重，不屈不撓，邁向待耕的大地！2007年，一位友人找到我，送來一幅費老書寫的《孺子牛》，告訴我這是當年費老參觀南京大學后而書，并托其轉交于我。落款為“九十二歲，費孝通”。這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了一生勤于耕耘，俯首于大民大眾的費老那赤子情懷。

這幅《孺子牛》厚實、遒勁中見溫潤，至今一直懸掛于我座右…費老于2005年4月24日謝世，我專程由南京飛抵北京。望著費老遺容，我難以相信一個永遠充滿樂觀的智者就這樣走了。我總以為他依然健步于鄉村的調查，伏案于調查報告的整理，或思考于文化的自覺。我創作了行走的《費孝通像》，他在前行，在鼓掌！

雕像的底座上，我油然書就：從鄉村調查到人民大會堂議政，費老走過的是一條“富國強民”之路。這件雕像于2006年在中國美術館“文心鑄魂——吳為山雕塑藝術展”上展出，與魯迅、張瀾等銅像一起為觀眾所崇仰。其女兒費宗惠、女婿張榮華看著這尊正向我們走來的“費孝通”，對我說：“爸爸好神氣。”費老走了，但學界一直懷念他，人民一直想著他。我去了他的家鄉，其紀念館的參觀者絡繹不絕。

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16個字已見于許多學者的論文和講辭中，他的“文化自覺”已成為今天社會文化建設的精神坐標。我也先后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大學、南京博物院、吳江市人民政府等多處之邀塑費孝通像，可見這種自發的設像傳道是費老學術與精神之普世性所在。春風化雨，費老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