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文化部和財政部等聯合組織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已經進入后期創作階段，本報特獨家刊發相關理論探討文章。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不僅關乎創作，也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課題。反映重大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之所以能感動人，首先在于它真實地反映了歷史事件。

真實性是歷史題材的第一要義。真實的歷史事件本身，就能非常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動情，使人深思。不久前收看中央電視臺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我國抗日戰爭歷史事件的節目，其中有許多記錄當時戰爭場面和人們慶祝勝利的情景，令人驚心動魄，不是因為事件、場面新奇，而是記錄的人和事真實地再現了那個時代的氛圍，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真實感情，能引發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許多思考。2007年8月30日《參考消息》刊登了吳啟平在1945年寫的一篇紀實性報道文章，題目叫《落日——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記述的是1945年9月2日9時10分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接受日本國無條件投降的場面，因為真實地寫出了勝利者的莊嚴、沉著、威武和歡愉，寫出了侵略者的沮喪和狼狽，有整體氣氛的描繪，有細節的特寫，文字簡練、傳神，感情真摯，讀來令人愛不釋手，讀后使人回味無窮。

好的歷史畫何嘗不是如此？就拿20世紀50年代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來說，董希文的《開國大典》、羅工柳的《地道戰》、彥涵的《百萬雄師過大江》、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壯士》和石魯的《轉戰陜北》等，以及新時期以來的優秀歷史畫，如沈嘉蔚的《紅星照耀著中國》、駱根興的《西部年代》、陳堅的《一千九百四十五年9月9日9時·南京》等等，首先感動人的是其歷史的真實，是內容的真實性。

當然，真實性不是如實描寫，不是自然主義的再現，而要講究藝術表現的規律，講究藝術性，講究形式美感。這里面有藝術構思、藝術夸張和其他藝術處理手法等復雜的問題需要解決。如果藝術表現語言不到位，作品同樣不能感動人。所以說，歷史題材的客觀真實性至關重要，但如果只注意歷史事件的真實，不注意或不十分注意藝術語言的表現力，歷史畫也不會獲得成功。

藝術語言的表現力當然與藝術家的技巧有密切關系，沒有一定的藝術技巧，創作寸步難行，藝術家在技巧上必須自我嚴格要求、精益求精，不得有絲毫馬虎。但是，藝術史上無數的事例告訴我們，相對技巧而言，作者對表現事件、表現對象的感情真實更為重要。為什么有些歷史畫觀眾感覺到不真實？除了前面提到的可能在客觀真實性上發生問題外，還可能是作者主觀感情的真實性讓人懷疑。如果作者對自己描寫的歷史事件沒有真切的理解，反映在作品中的感情是冷漠的，怎么能感動別人呢？

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重大歷史題材美術作品時，一定要十分強調作者深入地熟悉和理解自己選擇的歷史事件，不僅要盡力搜集有關歷史文獻和資料，還要投入自己的全部感情。其實任何一幅作品，能引起觀眾注意、觸動他們心靈的往往是作者傾注最多心血和感情的那些部分、那些細節。面面俱到的客觀描寫，決不會有神來之筆。

創作者怎樣才能獲得真實的感情呢？我以為，首先在動筆之前必須有“身臨其境”的感受，體會被發生歷史事件的緣由、過程、結果和影響，體會被描寫人物的處境和心理感受，尋找藝術表現的切入點。作品的藝術構思必須注意整體氛圍的把握，只有整體氛圍真實、感人，下面的文章才好做。要特別用心刻畫好人物形象，尤其是畫面上的英雄人物，要努力描寫他們的真實面貌和內心感情。

對英雄人物適當地“美化”和“理想化”是需要的，但不能過度，不能違背歷史的真實。有人可能會問，當代刻畫英雄人物與五六十年代的創作有什么區別？我想，重要的區別是今天我們對革命英雄人物的理解更客觀、全面，他們既是英雄，又是平凡的人。

表現人性的多面性、豐富性，是我們今天藝術關注的課題，這也是人物形象真實性的應有之義。有了整體構思，有了人物形象的真實塑造，還要有精彩的細節描寫。一件作品的成敗得失往往與細節的選擇、描寫十分有關。重要細節的處理要恰到好處，要自然，不要刻意強調和突出，要通過巧妙的構思使其自然地顯露出它是整體布局中的“亮點”。藝術的形式語言至關重要，如中國畫的筆墨、油畫的色彩和肌理、雕塑中的塊面構成等，它們除了造型的目的外，還有獨立的審美意義。

造型與審美這兩種功能本來是互相滲透、合二而一的，但處理不好可能互相矛盾，使畫面不和諧。這兩者的關系要處理得當，要做到形式語言之美該顯時則顯，該隱時則隱，服務于作品的整體效果。顯時神采奕奕，但不鬧“獨立性”；隱時則因畫面的整體奪目，而使人忘卻作者形式技巧之高明。這一點在中國畫中尤要注意，因為筆墨美之精妙，常常使創作者陶醉，而忘卻筆墨語言應該服從主題需要，結果造成“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缺陷。

在作品形式語言的處理上，還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各門類藝術在拓展語言表現力的同時，不要丟掉自身的基本特點，不要把國畫畫成油畫的樣子，或者相反；不要在雕塑中安排不必要的情節而削弱它語言精煉、概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