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星期前，在上海，參加了民生現代美術館開館展，《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歷程》。從北京去的班機上，有六十多人都是參加這個活動，加上其它航班和從各地趕來的人，約有四五百人，名副其實的打飛機趕場子，全部入住西郊賓館，豪華的開館宴會和開展酒會，使當代藝術圈子無緣謀面的各路英豪，多年來，在京城以外，齊聚一堂，碰杯寒暄，共享資本營造的當代藝術的歷史榮光。幾天前，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另一個更大型的展覽橫空出世，《改造歷史：2000—2009年的中國新藝術展》，據說辦展花銷1800萬，這不包括對參展作品的收藏費用。

我沒去現場，在網上就足以感受到它的熱度。兩個展覽的策劃有不同的定位和角度，但共同的是均以時間為線索，以學術和歷史為為參照，在資本的強力支持下，充滿了灼灼逼人的自信和野心，這應該是金融危機以來，當代藝術作品的市場價格紛紛下滑后，資本通過學術概念連續拉動的兩個高點，不知是改造了市場還是改造了歷史，留給歷史自己去評判吧。

從去年開始，在中國的文化和經濟的各個領域，都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回顧和梳理改革開放的歷史，建國以來的歷史，時間到了這個節點，宏大的歷史觀在人們心中油然而生，我也有幸參加了一系列與歷史有關的展覽，“歷史，30年，60年”等字眼在官方，百姓和知識界，經濟界處處皆是，在盛世崛起的歡樂背景下，回顧歷史多是為了把自己嵌入歷史，轉入更輝煌的未來30年。30年，使我從輕狂少年變成不惑中年，記得1979年，我在中央美院附中一年級，學校馬路對面，我們每天畫速寫的美術館外小花園，突然有一天，鐵欄桿上掛上了油畫，木雕和版畫。

這就是美術史上重要的星星美展的首展，掛了不久就被取締了，我從畫的標簽上，知道了馬德生，阿城，黃銳，王克平。這些名字，也知道了畫還可以這樣畫，這樣呈現，這樣有感覺，有力量。從79年算起，跟著時間的腳步，伴隨當代藝術走過30年的歷程，這也是每一個生命中，最有價值的時間段。在我眼前曾駐留過的歷史片斷，隨著時間漸漸遠去，都成為歷史。這是我聽到的看到的參與其中的鮮活的生動的歷史，它真實地存活于每個在場的生命體驗中。

做為親歷者和見證人，看到許許多多人們帶著不同目的去梳理和解讀這段歷史時，看到已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必然和偶然性時，總想尋找對今天和未來有推動意義的線索，否則，我們所面對的歷史就沒有價值。有一天，和朋友偶然聊起，49年到79年，其實就是30年的時間距離，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時代，聽到“解放前和抗日”等字眼，仿佛是遙遠的歷史故事，使我不禁想到，當我們這代人熱烈的追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時，對于80后，90后，他們是不是有同感，我們也許在講述與他們現在沒有關聯的遙遠故事。

他們和我們心中所感知的歷史，由于時空的的原因，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歷史景觀。“文革，85和64”對我們是那樣近那樣記憶深刻，對于他們是那樣遠那樣模糊陌生。所以，我們無法復原一個真實的歷史，可以說歷史是一個虛擬的景觀，對于我們現在人，重要的是從歷史的景觀中看到大的輪廓，在歷史的時空中看到大的軌跡。

49年之前的30年，是中國推翻帝制后走向現代化，并伴隨民族救亡的斗爭歷程，在這一時間和空間下的歷史，國共兩黨各自表述，展現給后人的是不同的版本，所以歷史片斷的真實已失去意義。49年之后的60年，是共產黨建政后，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78年開始向西方開放，走向市場經濟，似乎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但中國從沒放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經濟改革也冠以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去年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的“向祖國匯報——新中國美術六十年”大展，一幅幅建國以來的名作，使我感受到的不僅是歷史，而是強烈意識形態主導的新中國美術史景觀。

我的作品《在新時代-亞當。夏娃的啟示》放在其中，盡管在題材上反映了那個時期，形式上借用了西方的手法，這件作品仍是社會性的宏觀敘事，是意識形態的創作觀念下的經典和代表作品，雖然具有歷史的價值，對于我個人來說，85年之后，我就有意識的疏離了這個軌跡。當我們宏觀地去觀看30年當代藝術景觀時，在八十年代初，面對極端的意識形態文化，我們曾有明確的反叛目標，但伴隨我們成長的意識形態已深植我們的觀念和意識之中。

九十年代由于政治變革的理想失敗后，人們把目光放在經濟變革上，冷戰結束，全球化進程逐漸淡化了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當我們反觀這段藝術史，從許多當代藝術家作品的圖式和背后的意識中，可以看到他們被自我禁錮在他們所反叛的意識形態中，許多當代作品放在一起，多是以具象和社會圖像為主要表現手法和題材，文革的符號，傳統的符號，意識形態的內容和社會政治的內容被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藝術手法，反復使用和強化。從當代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的批評文字和策展理念中，也可以看到意識形態所左右的思維和觀念，他們對生命的冷漠和對權力的迷戀，充斥于理論的方法和視野中，使他們在群體的躁動中失去了個體的獨立和感知，消弱了他們的職業責任感和判斷力。

改革開放的30年，使中國經濟逐步走向自由繁榮，藝術領域也受惠于市場經濟，藝術市場也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當自由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權力和利益通過藝術媒介結合和共謀時。便具有了更大的誘惑力和主導力，特別是在拜金主義的功利社會，它混淆了人們的視聽，在物質繁榮的景象中，使人們自然接受專制文化所遺留的藝術形式，甚至內容，當資本的運作使藝術作品和事件帶來巨大商業利益時，無形中也在疏導和傳播者著這種文化的圖式，符號和價值觀，使前衛藝術在資本的的驅動下，放棄文化的批判性，與意識形態的權力資源合流，成為前衛藝術系統里的既得利益者，它的角色的隱蔽性和曖昧性，將真正成為當代藝術的敵人，從而消弱當代藝術的活力。

當億萬觀眾的收視率成了趙本山每年出鏡的硬道理時，一個農民成為中國最有才，最有名，最有錢的藝人，張藝謀也要拜倒他前，是僅僅因為商業票房嗎，還是人們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文化中被引導被迷失。我們處于經濟推動的快速發展和變化中，在極度自由和欲望無度的商業文化中，金錢在打造著娛樂明星和文化經典，在沒有自由的文化專制下，文化藝術在市場的運作下，表面上充滿了活力，實質上走向畸形，粗俗，愚昧和道德淪喪。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文化深植傳統文化和社會習俗中，也成為專制思想得以存活的土壤。

改革開放30年，正是消除農民的城市化進程，經濟的繁榮正是取決于對農民土地的不斷占有和炒作，對農民勞動的長期廉價使用。當我們的當代藝術去關注農民，表現農民，發掘農民的藝術感染力和市場感召力時，我們是否想到，這種文化關照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冷漠和虛偽，是否為專制文化營造了一個虛假的文化氛圍，麻痹了這個社會弱勢群體的意識，成為意識形態的市場經濟下，培育愚民文化的市場推手。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的30歷史，無疑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帶來了繁榮，但資本和市場在意識形態的制約下，并沒有帶了真正的文化自由，當人們在文化中追逐物質的商業利益最大化時，可能會逐漸淡化和喪失文化理想，放棄個體生命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當自由經濟的商業方式進入文化運作時，我們會有自由的錯覺，我們還會錯把商業的價值當做藝術的價值，當資本和權力和意識形態合流時，我們會自然放棄對文化自由的追求，以及對意識形態的疏離和叛逆。

我們將走入下一個30年，我們在前30年的歷史中得到了什么，我們不是在歷史的功勞簿上享受榮光，我們不是盛世崛起的鼓噪者，我們沒有忘記青春的理想，我們要的是還未得到的思想解放和獨立，我們要看到真正的藝術自由和創造。我們要讓未來的充滿激情和活力的歷史之線，穿越意識形態的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