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中國牙骨雕刻展現了繁榮華美的圖畫。盡管商代是以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而稱譽華夏文明史的，然而，商代的牙骨雕刻和玉器等也達到了極高的成就。如果把商代的青銅工藝的輝煌比作夜空中的月光，那么商代的牙骨雕和玉器等工藝就是星光，青銅工藝與牙骨雕等工藝共同譜寫著中華民族的文明篇章。商代遺址出土的牙骨雕制品很多，光從安陽殷墟出土的牙象雕制品就有象牙杯、象牙碟、象牙鶚尊、雕花象牙梳，還有數以百計的用于鑲嵌的象牙飾片等。1976年,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了1928件精美器物,其中牙骨雕制品就達567件,這些牙骨雕刻品中,藝術品、裝飾品占90%以上。
與新石器時代的牙雕相比，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藝的運用，其雕刻風格與同期的玉雕基本相似，淺浮雕應用廣泛，多層次的高浮雕很少見有，當時流行的牙雕工藝，主紋用淺浮雕表現，再略作減處理，然后填以綠松石、孔雀石或蚌片，以加強色彩的艷麗，產生對比效應。如：婦好墓出土的兩件象牙杯。一為夔鋬杯一對，高分別為30.5厘米和30.3厘米，口徑11.3厘米和12.5厘米。
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象牙根段三為空心，因材造器，巧具匠心。杯形似觚，侈口薄唇，腰部內束。杯右側的鋬亦用象牙制成。杯身右側靠近口、底的地方，鑿兩個上下對稱的小圓孔。杯身外刻有精細的饕餮紋、夔鋬龍紋和鳥紋，紋飾的門、眼、眉、鼻均嵌有綠松石，采用了鏤刻、彩繪、染色等工序。
彩繪花紋的顏色有棕、紅二色，與雕刻的紋飾比較吻合。正由于這樣，商代牙雕比過去的作品要精美的多，這是藝術走向成熟的一種反映。另一件是帶流虎形鋬象牙杯，高42厘米，直徑10.6-11.2厘米，是較大的一件象牙杯。從造型上看像青銅器的象牙復制品，上面鏤刻浮雕獸面紋和云雷紋，還鑲嵌了很多綠松石，如此精美的象牙制品，可代表商代的牙雕技藝。
殷商時期，統治者推崇青銅器，用以祭祀和飲宴，要求做得大、做得有氣勢，而玉器和牙骨器的制作受天然材料體積的局限，難以制造大型器物。因此，青銅便成為制造禮儀、祭祀和飲宴用具等大型器物的主要材料，而玉石、牙骨器便成為一般小型玩物及裝飾佩帶用的工藝品。《史記·宋微子世家》就記載：“紂始為象箸。”由于商代的玉器和牙骨器功用相同，兩者在造型與風格上便十分接近。雖然商代的牙骨器與青銅器因為形體上和功能上的差異而采用不同的造型，但是在裝飾風格上幾乎是完全一致的，這個現象也可以說是商代工藝美術的一個特色。
當時牙骨器制作的工序大概包括選材、裁材、成形、磨光等。現存世的商代較精致的牙骨器，工序還有鏤刻、彩繪、染色、鑲嵌綠松石或蚌貝等。彩繪花紋的顏色有棕、紅二色，與雕刻紋飾一致，但因為彩繪容易脫落不易保存，所以存世的標本并不多見。商代牙雕器的紋飾與當時青銅器上的紋樣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猙獰的饕餮紋，神異化的龍形紋飾，都生動地反映出中國奴隸社會的一些時代特征。
青銅器作為禮器，商代巫覡用以“通天地”。因此，玉器、牙角器信效青銅器的上述紋樣，其實也都與商代流行的崇迷信、崇鬼神的宗教意識有關，它不公透出一種神秘的威力，而且還具有象征“協上下”、“承天運”的祥瑞意義。今天，我們從安陽市殷越婦墓出土的夔龍鋬象牙杯和虎形鋬象牙杯上，就能見到這樣的雕鏤精細的圖案。
夔龍鋬象牙杯身通體雕刻精細繁縟的花紋，由杯口至切地處，形成4個花紋段：第一段為口下部，刻有三組饕餮紋，其眉、眼、鼻處，均嵌綠松石；第二段為頸部，也是三組饕餮紋，眼、鼻、口嵌綠松石，在口下則雕大三角紋，口兩側刻對稱的倒夔紋；第三段為腹部，刻變形夔紋，眼以綠松石鑲出；第四段近切地處，同樣飾有三組饕餮紋，目字形眼，大鼻翹目，口均向下，眉、眼、鼻、口外均嵌綠松石。
除此之處，紋飾區段之間，還用綠松石鑲嵌出一道或三道界線。象牙杯的鋬部，呈夔龍狀，頭沖上，寬尾下垂。鋬上端兩面雕鳥形紋，勾喙短冠，眼鑲綠松石。鋬背中部雕一獸面，其下又雕一突起的獸頭，雙角上豎，口、眼、眉鑲綠松石。而虎形鋬象牙杯，杯身呈筒狀，亦通體雕刻饕餮紋、鳥紋和夔紋，并襯以雷紋地，上下兩層雕刻。它的敞流處侈，鋬上則雕虎紋。盡管商代的青銅器紋飾和牙雕器紋飾多有雷同，但若仔細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它們之間還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牙雕器上的神獸，一般都不張口，口下也沒有人的形象。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獸紋樣。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龍紋飾的牙雕，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這樣一來，紋飾不僅僅是殷人審美意識的表現，也是他們生活愿望的折射，注入了人文意義。在贊嘆古人藝術創造力之余我們不妨作如是推測：商代一定有了專門制作象牙雕刻的人員。因為如此復雜而細致的工藝，不是專業技術人員是很難勝任的。
這一推測也得到考古發掘成果的證實。在河南鄭州紫荊山及殷墟小屯北辛莊等地的商代遺址中，都發現有商代制作牙骨的作坊，里面不僅有很多牙、骨器，還有許多未完成的半成品和示經加工的牙料和骨料。更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制牙骨器用的礪石和青銅質雕刻工具等，這些工具能對牙骨進行更為細致的加工，是創造出更具藝術風采的牙骨雕佳作的前提條件。商代的牙雕和骨雕之間，兩者工藝上沒有明顯的區分。商代手工作坊遺址中存在的骨料和牙料堆放在一起的情況，說明兩者是在同一作坊制作的，牙雕和骨雕互相影響、滲透，藝術風格和題材亦有頗多相同之處。
商代骨雕品種極多，除了骨雕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之處，還有許多裝飾品和藝術品，是中國古代骨雕黃金時代，即使是生活用品，亦帶藝術性，如小刻刀、勺、梳、發笄等在其柄端或器身刻有各種花紋，甚至把它雕成動物造型。再往前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我們驚奇地發現，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象牙筒與同出的骨雕筒，亦有相似者。在牙雕的早期發展階段，牙雕與骨雕形影不離，如膠似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一對姊妹藝術，互相影響滲透。
只是到了后來，象牙雕刻才脫穎而出，遠遠超出骨雕而獨立發展。當然，商代牙雕盛行還有賴地它的制作材料比較豐足。商代甲骨文中已經出現“象”字，并有捕獲大象的記錄。安陽殷越還曾發現商代的象骨。這說明四千多年前，中國江漢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區有大象類生物出沒其間，約一千年后的商代，這種生物仍然存在。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恰恰反映了當時黃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有豐足的牙雕原材料。
中國的牙雕業發展到西周時，已從骨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它的內部分工比較嚴謹，各個作坊大量制作單一品種，且多以生活器具為主，尤以牙骨笄為多。在工藝技巧上，周代與商代分別不大，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出土的圓錐形笄，圓度精確，弧形規正，故有人推測當時可能已經出現了原始手搖加工“車床”。
西周牙骨雕的風格與商代不一樣，商代的華麗繁密，西周牙骨雕則凝厚結實、簡樸典重，它的圓雕器物注重立體感，浮雕器物層次變化比較復雜。據《周禮·太宰》記載：周代的手工業被稱為“八材”—珠、象、玉、石、金、革、羽，其中“象”就是象牙雕刻工藝，象牙雕刻及把象牙加工成器稱“磋”。各個諸候國向周天子進貢時，象牙就是主要的貢品之一。魯國的詩歌就有“準夷”貢“元龜象齒”的記載。
周天子要諸候國進貢象外，目的也只是為了制作玩賞工藝品。周代的牙雕主要作為飾品裝飾在戰車、家具、王室貴族的乘輿以及精美的文房用具上，象牙飾品上雕刻的紋飾有三角紋、云雷紋、幾何紋等，大都沿襲商代的風格。西周的牙雕作品遺甚少，今日所能見到的也屬鳳毛麟角。
象牙梳作為生活用具早在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已出現，山東地區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區域。到了東周時代，使用牙梳的傳統依然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點。考古家在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東周墓中，曾發現一件牙梳；山東萊蕪西上崮戰國墓中，亦出土兩件牙梳，其形制和裝飾與曲阜魯國墓中出土的一件相似，這類梳柄上有鳥紋的牙梳，很可能是山東地區牙梳的特色。
到秦、漢時，由于長時間的大量捕殺心以及氣候變冷，黃河、長江流域的犀牛、大象，已經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其分布范圍也迅速減到西南地區。中國古代犀角雕、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趨短缺，作品聚減，以至于變成當時達官貴人炫耀財富的一種手段。這樣，秦漢時期牙骨雕刻行業的維系與發展，它的方式也從“就地取材”，轉換到“外出覓材，精工雕作”上，與春秋、戰國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豐華在勢，形成鮮明的對照。從整個中國牙雕發展歷史看，這一轉換期從秦代開始，一直延續到盛唐之前。
其間，它的繁榮、衰落，它的變化、進取，都與當時的國勢密切相關，而我們今天還能見到這一時期的牙骨雕制品，就僅僅是漢代的器物。西漢以來，廣州與南洋的海上貿易逐趨頻繁。據《漢書·地理志下》記載，當時粵地從南洋進口的貨物，“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廣州是當時南方的大都會。近二十年來有象牙、犀角器物及陶、木模型。1984年在廣州市象崗開掘漢肛南越王墓時，從墓中藏寶物的西耳室中，就清理出５枚原支的大象牙，經考證研究，斷定為非洲象牙。
這說明漢代象牙的來源，除東南亞、印度之外，還來自非洲。漢代的象牙雕刻已成為牙雕主流，其他的獸骨、獸牙雕刻則降為附屬。作品的紋飾可劃分成三類：一是器面光素無紋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陰紋線刻或淺浮雕的表現手法，運刀柔美流暢，線條細如游絲，動感極強，題材則多取自于現實生活，即使有神獸形象出現，也趨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詭秘的圖案，表現簡單明了，且多加菱形邊飾；三是摹仿玉器雕刻，常見的有幾何紋、圈點紋。圈點紋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紋、谷紋，特點是圓圈中心有小點。
漢代牙雕以線刻、淺浮雕為主，但也有個別作品采用深浮雕、鏤雕手法，造型別致生動，如“雞心佩”、“螭心佩”等。《西京雜記》還有漢武帝“以象牙簟賜給李夫人”的記載。簟，鋪墊用的席子。這種象牙簟，據明人祝京兆《野記》介紹，系用象牙絲編織而成，“凡象牙齒中悉是逐條縱攢于內，用法煮軟，牙逐條抽出之，柔韌如線，以織為席”，席面平整光滑，紋理細密均勻，且柔軟舒適，收卷自如，是當時的重要貢品。漢末，《魏書·韓務傳》也有“韓務郢州刺史，獻七寶床象牙席”的記錄。
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傳世的牙器－王玄象牙簽。象牙簽通高２３毫米，寬１３毫米。象牙簽被浸成淡綠色，旁邊有赭斑，瑩潤如玉。兩邊刻有隸書體字，記載了王玄避世隱居的故事。經著名學者唐蘭先生鑒定，其屬同漢代竹簡有關的象牙簽。在發明造紙以前，簡是人們進行書寫的主要材料，簽是當時人們系在簡冊上用以區分的標志。根據史料記載：“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簽；
史庫皆鈿青牙軸、藍縹帶、綠牙簽；子庫皆鈿紫檀軸、紫縹帶、碧牙簽；集庫皆鈿綠牙軸、朱縹帶、白牙簽，以分別之。“這件象牙簽作品磨制精細，似玉非玉，文字清晰，雕刻質樸，極具漢代牙雕風格。漢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貿易也剛剛開始，牙角的進口量又極有限，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取得長足進步，應該歸功于漢代藝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實實在在的努力。
這也說明，藝術往往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它的發展有時并不以客觀條件的變化為轉移。唐代繼隋統一中國后，經過“貞觀之治“，社會經濟的發展勢頭突飛猛進，再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盛世。當時政治強大，經濟繁榮，在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頻繁活躍。據史書記載，唐朝與東南亞、南亞的許多國家、地區，如印度、泰國、緬甸、蘇門答臘、爪哇、斯里蘭卡，在藝術和宗教文化上往來很多，當地盛產的象牙、犀角和珠寶，時有進口，數量、質量也比較可觀。
這樣，唐代牙雕業的發展便有了比較厚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中外藝術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當時牙雕藝術的繁榮和表現題材的開拓。唐代牙雕藝術繁榮，但當時能享受它的，非上層統治價層莫屬。這些藝術品往往也是特權的一種象征。引《舊唐書·輿服志》有“文武之官皆執笏．五品以上用象牙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記載．笏，古代官員朝見時手中所持的狹長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畫或記事的。執笏朝見，始于周朝。到了唐時，五品以下的官員都能持象牙笏，當時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據《大唐六典·尚署令》記載，唐代朝廷還常在每年二月二日中和節，以鏤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畫紫檀尺賜王公大臣。這咱牙尺從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長度的器具，實際上是皇帝用以恩寵近臣，示信示戒的。漢唐時，朝廷詔書寫在一尺長的木板上，稱“詔板”，又稱“尺一”。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這樣珍貴的進口材料，由藝匠們雕鏤而成，作為禮物，而且選擇中和節那天賜予近臣，也自然會感受到是皇上對自己的器重。
當年白居易有詩《謝中和節賜尺狀》，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現象。唐代牙尺，后人多稱之“撥鏤牙尺”。所謂“撥鏤”，指施以雕鏤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倉院考古記》載曰：其法“以象牙染成紅、綠諸色，表面鐫以花紋。所染諸色，層層現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它真實地反映了唐代所創的牙雕工藝。唐代撥鏤牙尺，現在上海博物館珍藏了１支，日本的奈良正倉院珍藏１０支：“紅牙撥鏤尺”６支，“綠牙撥鏤尺”、白牙尺各２支，均由當年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從中國帶去。
象牙、犀角雕件不僅盛行于唐代上層官僚中，同時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富貴人家。《朝野僉載》中就有“大書法家歐陽詢之子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書”的記載。《圖畫見聞志》也有關于德宗年間“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筆管，上刻《從軍行》，字畫精絕，似非人工，必向光明處方可辨之”的介紹，惜無遺物傳于今。甘肅省安西的榆林石窟，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尊唐代象牙菩薩像，外形為騎象的普賢菩薩，手捧寶塔，袒胸赤足，頭發呈波紋狀；
象背鞍踏俱全，裝飾美觀。這尊菩薩像，用一塊高８０厘米，寬８.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為二，變為兩片，內刻５４個不同的佛傳圖，表現的人物有279個，車馬12駕，均栩栩如生，形態各異，令人嘆為觀止。現今存世的唐代牙雕，最精美、品種最豐富和數量最多的，要算日本東大寺正倉院收藏。這批存世的象牙品，可以補出土資料的闕，也為研究唐代牙雕的發展和鑒別，提供了極其珍貴、可靠的標本。縱觀中國牙雕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從唐代開始它又復蘇、興旺起來，唐代牙雕藝術特別是它的淺雕、精鏤和細刻，為明清時期的象牙細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宋元時期，中國再次呈現民族統一的局面。因此，在經濟繁榮、國力比較強盛的形勢下，文化藝術進一步發展，創作題材適應城市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便成為宋元手工藝品的一大時代特征。宋代象牙雕刻已有相當規模,皇室、官府設有專門從事象牙雕刻的作坊。趙宋朝廷還專門設置規模宏大的皇家工藝品作坊—文思院。
在文思院所屬“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為顯目，更受垂青。遺憾的是由于后來的戰亂，牙雕作品無一件傳留下來，所以，對宋代牙雕藝術的了解就非常困難。今天我們只是從文獻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裝飾化的傾向；我們從同時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領略這種風貌，因為牙雕、玉雕從來都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著。
宋元時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賴于進口。據《宋史·食貨志》記載：一次就從外國進口象牙7795斤。宋代牙雕有一個驚人的變化，或者說它的工藝水平突飛猛進，其標志就是“鬼工球”的發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為它怎么被雕鏤成這個樣子，讓很多人匪夷所思，說“鬼斧神工”也不為過。“鬼工球”的外觀為一個球體，表面刻鏤各式浮雕花紋，球內則有大小數層空心球連續套成，且所套的每一層球里外都鏤刻精美繁復的紋飾，顯得活潑流暢，玲瓏空透。
這種“鬼工球”，早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珍寶論》中，就有披露：“嘗有象牙圓球一個，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工球’或云宋院作者。”由此可知“鬼工球”乃宋代內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內外有三層。
據我們所知，這咱牙雕絕活后來一直還在發展，到清末竟發展到能雕內外50余層。到了元代，統治者雖然輕視文人，導致“十儒九丐”，但對工藝卻很重視。立國不久即“籍人匠42萬，立局院七十余所”，以滿足他們奢侈的生活需要。這一時期的手工業出現官辦、民辦兩種，牙雕業就在這種態勢下維持和發展著。目前民間流傳的元代牙雕，如牙雕帶扣，采用多向打孔的鏤鉆工藝，因此，器件上的圖紋，能于三維空間展示多層次的變化，所現花草禽獸紋飾栩栩如生，它與宋代“鬼工球”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元代牙雕帶扣的兩個搭襻，分別雕有《春水》《秋山》圖案反映當時北方游牧民族春天放鶻捕魚、秋天射虎殺鹿的狩獵生活場面。它與玉雕中的“春水玉”、“秋山玉”的區別，僅在于材質不同。它們都是分上下兩層鏤雕，創立了一種被后人稱之為“花下壓花”的立體圖案。元代牙雕工藝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