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戴著半個世紀社會歷史變遷的多彩風云,浸染著中西文化融通交織的濃郁情韻，文樓藝術回顧展將以它豐富的內容含量讓人們全面地認識到文樓先生的藝術創造。文樓先生本人很看重這個以北京為第一站的展覽，認為它不僅是一個展現自己雕塑藝術代表作的成果展，也是一個向世人披露自己心靈世界和情感追求的情感展，他因此親自選擇了展覽作品并親手編排這本畫冊。作為與他有忘年之交情誼的晚學，也因這些年與他經常見面敘談的感受，我還認為，這個凝聚了文樓先生創作歷程的展覽，除了是他的作品展和他的情感展之外，還是一個有著沉甸甸分量的文化展。
因為從文樓先生藝術探索的序列和風格形成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真誠的文化理想。只有這種理想，才是內在地支持一位藝術家數十年艱辛探索的根本動力，也是從他作品表象中可見可感的活的靈魂。文樓先生生于廣東新會，兩歲時隨父母移民越南，童年和中學時代都在越南度過。雖然生活和求學于外國，但他所受的都是中國傳統教育，這就為他后來的藝術發展奠定了基因式的基礎，決定了他骨子里的藝術根基是中國傳統文化。
來自父輩的教誨也讓他從小對中華文化就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在臺灣先讀建筑后轉美術的學習時期，正值臺灣藝壇處于遭遇中西文化碰撞、展開傳統與現代爭鳴的活躍時期，這使他既敏感于造型表達的技巧，也敏思于藝術的文化取向。因此，當他1960年定居香港之后，他堅持以文化藝術為途徑，更將中華文化作為自己追求的內容和靈魂。由于心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眷戀，特別是在當時香港這個與祖國文化尚有隔膜的地區，他對傳統文化和祖國根脈的懷想更顯出可貴的真摯。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曾嘗試著把中國書法的造型吸收到西畫當中，許多作品都以一個“中”字為母題,既作對繪畫技巧的探索與嘗試,又借以抒發對祖國的深切感情。
他也曾將西方藝術的造型技巧與中國傳統水墨技法相結合,如在《空間現中》、《抽象筆觸》等作品中,運用潑墨的技法,體現“墨分五色”的效果,也制造如音樂律動般的筆墨線條。在這個最初的“探索期”中,他的作品具有動態線條與明快色彩相結合的面貌，體現出年輕藝術家對祖國文化的向往和濃烈的民族思想。他要告訴別人“我是屬于中國的”,單是畫“中”字,一畫就是好幾年,雖說是用西畫來表達,但在精神上,卻顯示出傳統的文脈,涌動著青春的熱情。
1965年前往歐美為期一年的藝術考察和研究,對文樓先生的藝術探索來說是一個重要轉折。他考察的重點一方面是當時西方現代主義藝術處于盛期的狀況,特別是抽象繪畫與雕塑的發展；另一方面是藝術與社會、現代與傳統、作品與環境這些屬于藝術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基本規律在西方藝術中的體現,進而思索了藝術實踐如何反映時代精神與文化傳統這樣的重要課題。在此之前,他已在油畫中試圖尋找立體的空間感覺,在二維的畫布上加入潑、加、堆、割等手段,表現圖像的三維效果。
有時將畫面燒破,再用絲線縫合，在畫面中加入現成品等，試圖把繪畫和雕塑合冶一爐。在歐美所觀看的許多西方當代雕塑展，更讓文先生感受到雕塑藝術的魅力，最終他選擇了雕塑這個實實在在的三度空間，在其中沉潛往復，付出長期的心血。
當文樓先生從歐美滿載而歸，準備積極投入創作時，香港文化藝術界掀起了一場“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文化回歸”運動,這個運動倡導藝術家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應該在藝術創作中關注社會,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個時期,文樓先生將大量精力投入創辦各種美術與文藝刊物、從事實驗性藝術教育等活動中,他也是最早回到內地考察祖國文藝狀況的香港藝術家。這些活動雖然一定程度上使他耽誤了創作,但積極投身其中的直接收獲是,他的藝術創作無論從深度還是從廣度上,都顯示了更大的進步。
如果此前的藝術創作屬于他個人天地里的意識表現,那這場運動則讓他從更高的高度理解社會,思索自己的藝術取向。此一時期的作品,顯著地表現了他藝術追求從內容到風格上的“中國化”與“時代性”。一方面在手法上,他不愿意用傳統老祖宗的方法,以為一件藝術作品在創作時若沒有時代精神,便不能算是件好作品,所以他選擇了現代藝術手法去表現,以期被新穎強烈的形式所打動,又能進而理解作品的內涵。
另一方面,中國藝術傳統和西方現代藝術相結合的這個歷史命題,在他此時期的版畫和雕塑作品中得到形象的實現。如版畫作品《太陽》、《紅色的季節》,雕塑作品《云聚方圓圖》、《四方壽圓》、《藻井》、《平安門》、《立方柱形》、《陰陽》、《文字造形》系列等。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至少三個相互關聯、互為支持的用力方面：第一，他吸收了西方現代抽象雕塑的優長，特別在金屬材料的雕塑上獨辟蹊徑,成為中國藝術家中集中以金屬雕塑為擅長的一位先驅。第二,他有意識地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養料,文字的造型、形狀和結構，民間藝術的圖像,都被轉化后吸收在他的作品里。
這就使他的藝術風格不完全是純粹的抽象,而是有主題、有形式象征意味、有文化內涵的意象。一如20世紀中國畫家中許多在中西融合道路上形成的繪畫風格,文樓先生成為了雕塑上的中西融合派代表。第三,在大量的實踐中,他著力在若干種造型意象上下了功夫,創造了類似太極圖形般回環運動的立體結構,以象征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機；類似果實般飽滿而綻放的造型,暗喻自然萬物生命的繁衍；類似圖騰柱般的簡潔形象,表達內聚而堅強的民族精神…這些造型,構成了一個藝術家的個性語言和自我風格,而從材料的技巧、從形式到內涵的內在統一,則標示了一條中國雕塑的現代之路。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實踐，一個藝術上走向成熟的文樓出現了。他自己在總結這個時期的探索時，也同樣談到三個相互關聯、互為支持的方面，這是更本質的思想方面：第一，是摸通了一條正確的創作道路。“首先是生活思想,然后欲借媒介物象表達此思想,最后則是作品的面目。說得簡潔明了些,我、物和作品。物我彼此之間是不可分割的,創作和欣賞的最高境界是‘物我兩忘’,不知我之為作品，作品之為我,我需要選擇適當之‘物’,把我納入其中,而物是我的根,是我的面貌,是我的精神及一切所在。
”第二,在尋找和選擇各種歷史形象與自然物象時,心中有明確的主題目的,使借鑒和融入作品中的形象富有文化的意味。正如他所說：“我的球體是生長過程中生命里的象征,在我大部分的作品中都有一種傾向,就是要表現有機的生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把對中國文化的理想內在地轉化為了他造型語言的剛健力量和作品儀態的從容大氣。正如他所說：“我的血液里暗流著明日的中國文化的希望,這希望則蘊藏在我的作品中。”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這條東方巨龍再次受到世人矚目。
香港在近代史上所處的特殊位置,也在這一歷史時刻展現了特殊的變化。從這個時期開始,文樓先生的創作從“回歸期”悄悄地進入了第三個時期,也即后來他認為的“再探索期”。這個時期,他的一個工作重點是以太古城的雕塑作品為開端,進行雕塑走向城市公共空間的探索。這方面,繼他的《蓮》之后,還有《落雁式結構》、《風》、《迎風取勢》等作品在香港、臺灣等城市公共空間安放,受到公眾的接納和歡迎。
他的公共藝術經驗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傳入內地,對內地方興未艾的城市雕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他對藝術探索有了更堅定的信念,在熟練運用現代雕塑技法的基礎上,立志更徹底地表現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雕塑史上有所創新,這個新的目標,具體地落實在了他以“竹”為主題的“文人雕塑”上。文樓先生對于“竹”的造型有著清晰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追求。
他說：“我的作品竹系列,常從國畫中得到啟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是糅合了國畫的傳統構圖方法及現代雕塑的表現形式而成的。從這些作品中，我試圖打通中西藝術的界限，希望一些缺乏傳統西方藝術欣賞基礎的中國人也可以欣賞我的作品。”其實,自20世紀80年代起,文先生就已經開始對中國美術中的文人畫體系作全面思考。“竹系列”雕塑就是這種思考的成果。竹的高度耐性、彈性與韌性,有象征氣節的傳統涵意,與文人畫所強調的人品理論相對應。
因此，竹一直是中國文人畫中十分重要的題材。他的“竹系列”創作在意念上繼承了文人畫的思路。從簡潔抽象的造型入手，以不同的金屬材料和表面處理手法呈現作品的形、質與色調,具有傳統的造型語言,又顯出鮮明的現代感。剛開始“竹”的創作時,文樓先生仍然保持他慣用的雕塑技法,從抽象造型入手,以三角錐的組合表現竹葉,并不造竹枝,這種方式雖然表現出抽象之美,卻少意境之趣。因此他重新思考,從臨摹寫生開始,參考以往竹譜,主要的靈感來自屋前舍后的竹林,他在春夏秋冬里感受不同季節、不同氣候的竹葉風情,慢慢地悟到不必執著于西方結構主義的創作技巧，不必拘于抽象手法的局限，于是在竹葉間鑄上竹枝，瘦枝肥葉，竟似文人墨竹，更具竹的意態與神韻。
在問及他為何偏愛竹時，他只是笑答：“不知道是我選擇了竹,還是竹選擇了我。”此種可見心有靈犀．更可謂精誠所至。趙子昂貴書畫同源,故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通八法。”代表了文人畫對于書畫用筆一致性的體味。這方面文樓先生的做法則與其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以不同的金屬材料和表面處理手法來呈現作品的質感與色調；
在塑造、焊接過程中不斷以實時的感覺修改造型,宛似文人畫即興的墨戲。如果說傳統中國繪畫的工具是筆、墨、紙,而文先生的雕塑作品則是銅、火、力的熔鑄。他手持焊槍在金屬材料上作立體的皴、擦、點、染,焊點焊痕皆具意趣,表現出竹叢、竹林俯仰迎逆的各種姿態,竟能讓冷硬的鑄銅和不銹鋼仿佛有了柔韌的彈性。望著這些作品“竹”，他微笑著說：“好像經常聽得見風聲。
”而我們在這樣的作品面前,則能感受到一位富有內在風骨的藝術家錘煉出來的大千氣象。中國文化傳統講求治學上的“通”。文樓先生對“竹”的體驗，對“竹”作的造型,表現了一種將自我意識投身到自然物學上的“通感”,也表現了他在金屬材料上化“剛”為“柔”的“通術”，更表現出他在中西融合的藝術道路上臻達的“通境”。
文樓先生置身于特殊文化環境的香港，他的這種“求通”之路，顯得更有價值與意義。他在雕塑創作中所走的中西結合的道路，為中國當代雕塑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探索與成就。在雕塑“竹系列”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賞之后，他對自己的藝術探索仍舊堅持不懈，仍要繼續探索，再再探索。
當21世紀中國藝術蓬勃發展之時，他將近半個世紀所經歷的藝術歷程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