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門蜀道是指歷史上從先秦時代一直到清末民初，以蜀都成都為起點北上通往中原腹地的一條主要通道，其中以大量開辟于懸崖絕壁的古棧道最為著名，古史中所謂“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便是對劍門蜀道的典型描述。本專輯從劍門蜀道在中國古代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入手，通過人文地理的角度去探尋這條千年古道的歷史脈絡、人文風情與古道風光。
整個系列共分九個部分，其內容主要包括開篇劍門蜀道綜述、劍門蜀道與三國風云、嘉陵云棧的前世今生、踏上艱難蜀道的詩人們、蜀道上的藝術寶庫、蜀道千年古鎮、劍門蜀道與大唐帝國的興衰、古道名關，等等。該系列文章通過大量生動的蜀道個人親歷、豐富的歷史人文材料，以及多次深入實地的人文地理采訪，為讀者勾勒出了一條氣勢恢宏、多姿多彩、蕩氣回腸的千古蜀道。
如果說天府之國是古人對蜀地風采的絕佳描繪的話，那么，劍門蜀道則是把錦繡天府向世界敞開的一扇最重要的門戶。劍門蜀道作為西蜀與中原之間的黃金通道，千百年來，絡繹不絕的各色人等在古道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尤其是以傳播佛、道信仰的高僧、高道們，他們或從中原入蜀，或從蜀道出川，一路上留下了大量的石窟造像、石刻雕塑、建筑壁畫等珍貴的古代藝術，使劍門蜀道成為了一條名副其實的中國古代藝術景觀大道。從南北朝早期開始，古蜀道上便出現了零星的佛教造像，到了南北朝中后期，利州城北臨江棧道上方的千佛崖上出現了“大佛洞”、“藏佛洞”等全川最早一批石窟造像；
同時，最早一批佛教寺廟也相繼興起，從南北朝到隋唐，包括利州烏奴寺、劍閣梁山寺、武連覺苑寺、梓潼景福院、綿陽飛鳴禪院、德陽龍居寺，等等。由于劍門蜀道是蜀中天師道北傳進入中原最重要的傳播路線之一，因此，從漢中到成都，一路上的高山深谷中留下非常多的道教遺跡。隨著劍門蜀道上佛教藝術的興起，道教藝術也緊隨其后，古蜀道上的道教刻石造像之風盛行于唐宋之間，其中尤以劍閣鶴鳴山道教摩崖造像、綿陽西山玉女泉造像、江油天倉山太乙洞造像等最為著名。
另外，伴隨著佛、道寺觀的大量涌現，古蜀道上的寺廟建筑藝術也堪稱一絕，只不過在歷代的戰火兵燹的蹂躪之下，現存的古代寺廟建筑已經不多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國家宗教政策得以落實，古蜀道上的許多古寺宮觀才得以重新恢復。七曲山大廟位于梓潼縣北之七曲山，被盤曲而上的老川陜公路一分為二。
大廟是中國民間文昌帝君崇拜的發源地。主神“文昌帝君”張亞子，在道教中是天上文昌星歷七十三世，化生為晉代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張亞子忠厚孝悌，遠近聞名，死后被當地奉為“梓潼神”，后經歷代加封，成為主宰世間功名利祿的道教大神。唐朝天寶年間，玄宗避亂入蜀路宿七曲山，相傳曾有張亞子托夢報捷的故事，后來唐玄宗封張亞子為“左丞相”。唐朝末年，僖宗逃蜀，路過時又加封梓潼神張亞子為“濟順王”。經過唐朝皇家的兩次加封，奠定了張亞子由梓潼地方神搖身一變成為全民信仰的基礎。
后來宋朝的幾朝皇帝又先后加封，張亞子逐漸演變成了道教民間信仰中專主人間祿籍、掌管文人之命運的文昌帝君，并在文人中形成“北孔子，南文昌”的說法。1939年冬天，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及其中國營造學社同仁，曾到梓潼境內對蜀道南部的古建筑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考察了梓潼境內的4處漢闕、貞孝節烈牌坊、瑪瑙寺、臥山龍千佛巖等。
如今在臥龍山千佛巖東龕北側還立有“中國營造學社”于民國廿八年的考察題記。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此行最大的收獲是發現了七曲大廟。當他們來到七曲山大廟院內的最高處，看見大廟天尊殿結構恢宏奇麗，不禁連連贊嘆，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1944年完成的《中國建筑史》一書中，梁思成先生寫道：“四川梓潼縣西北七曲山，山頂柏林中文昌宮，殿堂多座，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內最高處，結構較為宏麗。
殿廣三間，深四小間，單檐九脊頂。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單杪雙下昂，背面及兩側則僅在柱頭施櫨斗挑梁，如鷲峰寺兜率殿之制…殿營建年代文獻無征，其結構樣式，當為明初或明中葉所構也。”除天尊殿以外，七曲山大廟的另一個令人神往之處，是“應夢仙臺”左側的晉柏。因為七曲山為翠云廊之端始，故有傳說此柏是翠云廊上眾柏之祖，為梓潼神張亞子親手所栽，樹齡已超過1600年。此柏形相奇特，無皮、無葉、少枝，如銅枝鐵干一般，頗有超凡脫俗之姿。
劍閣鶴鳴山與中國道教的發源地成都大邑鶴鳴山同名，雖然當地人也以張道陵駕鶴飛升的故事附會此山，但畢竟史書有載，此鶴鳴非彼鶴鳴也。鶴鳴山位于劍閣城東，山前有嘉陵江上游支流聞溪河蜿蜒盤過，全山為蒼松翠柏覆蓋，猶如一條緞帶纏繞著一塊巨大的碧玉。山頂的綠樹叢中，有一座白塔兀立而出，為明代風水石塔，號曰文峰。文峰塔門石刻有“文峰直透五華秀；
筆陣中分兩劍雄”一聯，外圍塔柱有蟠龍石雕，塔心有青石一塊，雕太極八卦圖案，為川北唯一與道教有關的風水古塔。鶴鳴山道教石刻位于文峰塔西面數十米處的石崖上，共有道教造像23龕88尊。其主尊為白塔東起第五號龕內的“長生保命天尊”。此龕共分內外兩重，內外龕頂都是桃尖圓弧造型，天尊像高2.1米，寬0.7米，頭戴道冠，大耳垂肩，柳眉細眼，唇薄頷圓；其右手下垂，手心半握紅心法器，左手指節緊并，舉至肩齊；
身上道袍寬大松敞，腳穿方頭道履，踏于蓮臺上；神像腦后有雙層桃形光環，光環中心為五斗星圖。此像充分表現了唐代石刻藝術雍容持重的總體風格。天尊外龕右側石壁上刻有《長生保命天尊像贊并序》，序的落款是“圣唐大中十一年丁丑歲五月畢”，即公元857年。另外，鶴鳴山石刻群中還有刻工精湛的長生大帝半身像、長著古代胡人相貌特征的道教十二神將、世所罕見的一龕雙主神像、太上老君像和天師張道陵像，等等。除鶴鳴山外，劍閣境內還廣泛地分布著唐代和唐代以前的道教石刻，其中包括演圣鄉金剛村的天馬山道教摩崖造像、王河鄉魯埡村的錦屏山道教摩崖造像、碗泉鄉的碗泉山老君廟造像、武連躍進村的環梁子道教造像、毛壩鄉寶橋村王家河畔石崖的道教造像，等等。
其中碗泉山老君廟造像共有石龕3層11龕，造像20尊，造像群右下角刻有“大興二年歲九月十一日弟子□造”字跡，推算下來為公元319年刻造。后經文物部門鑒定，此處石刻確為東晉時期文物，劍閣地方志中也有記載。據當代著名的道教學者王家佑先生等考證，劍閣境內包括鶴鳴山在內的道教摩崖石刻，最早開鑿的時間為東晉，最晚為唐代中后期，系全國道教造像中年代最早、保存較為完好、風格較為獨特的造像群。劍閣道教造像群為唐朝和唐朝以前系統純正的道教造像，沒有宋元兩朝以后的二教合一、三教合一的造像現象。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造像主尊的腦后都有桃形圓光，光環中更有天師張道陵在蜀中創立五斗米教時的原始象征——“五斗星圖”。另外，劍閣鶴鳴山道教石刻中的“十二神將圖”，在全國范圍內也是絕無僅有，據考為后來道教中“六丁六甲”的早期原型。我們從十二神將的胡人相貌和異域裝束上，還可以看出蜀中早期道教形成時，融合川西各部族信仰時的原始風貌。從老川陜公路一路北行，出綿陽，過梓潼，約40公里以后，便進入劍閣縣境的武連驛。
穿過大約3公里長的武連鎮新街區，再拐進一小段破爛的老街，一出街口，便能看見一座殿宇高聳的古寺座落在對面綠蔭如蓋的山坡上。這里的地名叫武侯坡，相傳曾是諸葛亮屯兵點將之處，地理位置獨特而重要，有“西望成都桑，東望陳倉樹”的美譽。覺苑寺初名弘濟寺，建于唐貞觀年間，歷代多有興毀，北宋神宗時賜名覺苑寺，今日所存為明代重建后的格局。
其三重殿閣建立于一條中軸線上，前為天王殿，中為大雄寶殿，后為觀音殿，兩側配以廂房，為典型的明代四合院格局。覺苑寺中古跡眾多，歷代均有名人題刻，最著名者為顏真卿《逍遙樓碑》、陸游《放翁詩碑》、宋代《治路種松碑》等。觀音殿左為陸游館，陳列有放翁詩碑；
右為魏征館，紀念劍閣邑人魏征對大唐一代的貢獻。大雄寶殿內則存放有唐代石刻燈臺、古石刻香爐，供奉有明代所塑的釋迦如來跏趺坐像等。真正堪稱藝術瑰寶、并且令覺苑寺名揚四方的，是大雄寶殿內那四壁精湛的佛教彩繪壁畫。該壁畫繪制于明代天順至弘治年間，由釋迦牟尼佛本傳故事全套組成。它的內容從佛祖選擇投生于迦毗羅衛國王后摩耶夫人開始，繼而乘象入胎、樹下誕生、習學經教、金刀削發、六年苦修、成等正覺，最后到雙林樹下臥入涅槃、弟子們均分舍利、后人譯經傳法為止，共計269個故事。
其總體構思恢宏迭宕，畫面細節栩栩如生，融入了創作者堅貞的宗教信仰和高超的壁畫技藝，為世所罕見的佛陀傳記藝術珍品。覺苑寺壁畫最大的特點有二：其一是內容完整、故事翔實、繪制精準。壁畫以269幅畫面講述了釋迦牟尼佛祖的一生和佛法弘開的故事，其標準的四字一題和秩序井然的嚴謹構圖，體現了創作者縝密的運思和精巧的布局。
其二是壁畫繼承了唐代以來的重彩工筆技法，色彩沉渾凝重，筆工精準規范。壁畫作者將全部1694個不同形像的宗教人物，描繪在面積為173.58平方米的大殿四壁之上，氣勢宏大磅礴，神思精妙入微。壁畫在故事與故事之間，僅以山、水、云、樹、屋宇等圖案相隔，其環環相扣，生動感人，故事性極強，如同讓人看一部精彩的古典連環畫。整個壁畫規模之宏大、體系之完整，為全國僅存的少數幾處融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于一體的彩繪佛陀傳記壁畫之一。1914年，法國人色伽蘭、法占、拉狄克等人組成考古調查團，沿著劍門蜀道來到了川北重鎮廣元境內。
當他來到城北臨江而起的千佛危崖上時，頓時被眼前所見的壯觀景象驚呆了！只見整個崖壁從嘉陵江面一直到一百多米高的崖頂，布滿了重重疊疊、密如蜂房一般的造像龕窟，細數之下，竟達13層之多。他們把這次調查的成果收入1923年至1936年于巴黎陸續出版的《中國考古調查團調查圖錄》之中，算得上最早將古蜀道上的石窟藝術介紹到西方世界的人。
廣元千佛崖位于廣元城北5公里處的嘉陵江東岸，嘉陵江古棧道上的石柜閣險關，就在千佛崖的南頭。如今窟區南北長338米、老川陜公路以上高45米，洞窟54個，龕819個，造像5300余尊。最著名的洞窟為大佛洞、藏佛洞、睡佛洞、大云洞等。
其實，作為四川境內最宏偉的佛教石窟造像之一，早在清代就有《三巴金石錄》、《金石苑》等書收入了有關千佛崖的碑刻題銘等。日本人大村西崖所著的《中國美術史·雕塑篇》也收錄了不少有關千佛崖的資料。千佛崖石窟造像群始鑿于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形成規模，其后宋、元、明、清歷代均有補充完備，其歷史和藝術價值之高，洞窟開鑿歷時之長，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素有“歷代石窟藝術陳列館”之稱。千佛崖早期的石窟造像屬于北朝石窟造像體系，風格近于陜西長安、甘肅麥積山一帶的石窟藝術，形象古樸凝重，線條雄渾而簡潔。
隋唐時期的造像常以“天龍八部”入窟，可見作為佛教的主要護法神，他們是在隋唐時代才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唐代佛教彌陀凈土思想盛極一時，千佛崖石窟造像中也體現了這一特色，有多處阿彌陀佛和極樂凈土的主題造像。另外初唐以后，密教傳入中土，千佛崖石窟中也有不少密教造像，如毗盧遮那佛、藥師琉璃光如來、十一面觀音、四臂觀音等典型的密教本尊造像。唐代為千佛崖造像最輝煌的時期，以后的造像一般多為補塑、原窟重塑或重新裝飾，偶有零星新添，其藝術價值卻遠遜于前朝了。
據清咸豐四年刻題記載，全崖造像總數有一萬七千余尊，規模遠遠大于現在所能看到的部分。上世紀30年代，川陜公路興修至此，因為別無其它道路可選，只好對千佛崖臨江峭壁進行爆破施工，對整個石窟的破壞極大，計有四分之一的洞窟遭到損毀，令人扼腕嘆息。與千佛崖隔嘉陵江相望的皇澤寺背靠的山崖上，也有為數眾多的石窟造像，其大小洞窟共計50個，造像1203尊。
皇澤寺石窟與千佛崖石窟形制相類，時間前后也相差無幾，可判為同一個石窟群落。公元795年隆冬的一天，年過半百的杜甫攜一家老幼在險惡凄絕的蜀道上歷盡艱辛，終于將漫長的荒山野徑拋到了身后。當他一家沿嘉陵江岸平整的沿江棧道踽踽南行，過朝天峽、渡飛仙關，再行十數里，在古道西風與落日殘照之中，漸漸接近了川北重鎮、富庶而繁榮的利州城。杜甫一家佇足歇息的地方名為石柜閣，是北出利州的第一個閣棧，距利州城不過數里之遙。然而，此處的石壁忽又陡峭起來，危崖向上直立，閣如石柜，向下逼臨大江。
站在棧閣處一眼望去，但見江上煙波浩渺，茫無涯際，杜甫胸中郁積的塊壘，傾刻便冰釋于無形。身為一代“詩圣”的杜甫，當然不會辜負眼前的景色。在險山惡水的秦巴山地跋涉了數十天，他已經很久沒有過這種令人心胸頓開的感觸了。于是一時詩興大發，開口吟道：在老杜眼中，石柜閣雖然也是“臨虛蕩高壁”一般的險要，但眼看著深入蜀地，到了人煙漸稠的利州城附近，相信一家人再也不用擔心為凍餒所迫。于是在這首《石柜閣》的后面，詩人又寫下了"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這樣曠逸的句子。
也許是天色已晚，詩人入城投宿心切吧，他居然沒有留意到石柜閣所倚的千佛崖壁上那些美奐美倫的摩崖石刻造像。早在開元年間，曾入川任益州長史的韋抗，在命人鑿石修路的同時，便開始沿江畔山崖鑿造佛像。韋抗入川數年以后，有“燕許大手筆”之譽的許國公蘇颋，以禮部尚書調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也捐資于崖上鑿造佛像，一時效仿者眾多。至杜甫入蜀之時，已過去六七十年光景，千佛崖上的佛教造像，早已極具規模。
只可惜老杜為了趕路，以至行色匆匆，雖然曾在此佇足，還寫下了《石柜閣》一詩，但其中卻沒有留下關于千佛崖石窟藝術的只言片語。600多年以后，明代嘉靖年間的富順人甘茹出川任山東監察史，路過此處時題有《千佛崖》詩一首。此詩寫得慷慨超邁，蕩氣回腸，堪稱此處題詩中的佳作，也算彌補了杜甫路過此地的遺漏：“鐵壁臨風奠古藤，云龕遺像冷無聲。風傳過櫓喧空界，月抱游魚駭佛燈。
花雨深秋香不散，松陰絕頂險難登。摩崖遍識前朝字，苔蘚模糊識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