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1年，中國當代藝術終于再次昂然挺進代表國家意志的中國美術館。相比1989年時的激情與沖動，這些位居著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市場前列的藝術家們，如今已經平和很多，他們也很清楚，自己的哪些作品是合適“登堂入室”的，他們把這個自覺稱為“行業自律”和“成熟”一個巨大的不銹鋼人體雕塑，雙膝跪地作出叩頭的姿勢。轉到身后是那張熟悉的玩世潑皮的笑臉——藝術家岳敏君的著名符號。
從這個潑皮笑臉人的腋下望過去，三個換班的執勤武警正在互相敬禮，其中一個對著門外的車輛做出禁止的手勢。這是8月18日的中國美術館門口。中國當代藝術經歷了被驅逐、被懷疑、自我掙扎和市場成功之后，終于昂然進入了由國家機器把守的國家級美術館。
岳敏君這個巨大的雕塑被安置在美術館院子里不久，做過一次調整。最初，這個雕塑的屁股沖向美術館的大門和街道。許多人覺得不妥，范迪安看后決定，還是調轉一個方向，“這樣調整于社會習俗都合適一點，藝術家也同意。”范迪安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于是，在這段時間進入美術館的觀眾都會接受這個姿勢謙卑但面藏嘲諷的巨人膜拜，然后走上一級級臺階，經過安檢，進入命名為“建構之維”的當代藝術展。與此同時，在中國美術館一層正面展廳里同期展出的，是一個標準的“中國美術館式”的展覽，它由某地宣傳部和美協主辦，以“某某藝術人生”命名。
繼續向左尋找，才能一頭撞上張曉剛的“綠墻系列”油畫——畫面上是幽暗的綠色墻圍、藍白相間的床單和凝固死寂的空氣。從這里開始的7個展廳將被中國當代藝術占據15天。2010年的春節剛過，四川美院院長羅中立和藝術家葉永青就開始籌備一個展覽。中國美術館的七個展廳已經為他們預留了場地。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領軍人物，他們早已習慣了當代藝術展覽的操作模式，比如聘請策展人，由他挑選藝術家和作品，可這次特殊的展覽卻變得很簡單，“最終我們發現藝術家是確定的，沒必要過分模式化再請策展人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新制度。”葉永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他所說的“新制度”是指這次展覽全部費用由國家出資，而入選者全部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藝術院”的特聘當代藝術家們。藝術家人選沒有了懸念，作為學術主持的葉永青開始在作品上動腦筋。“都是老‘槍’了，就看能拿出什么新貨。”葉永青說。實際上，老‘槍’們拿不出什么新貨。
這些作品在798和各個當代藝術展上已被觀眾觀看過無數遍。大家都知道，這次展覽的內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群曾被體制排斥在外的藝術家進入了中國美術館。“我認為這個展覽的象征意義大于展覽本身。”在新聞發布會上羅中立直言不諱。實際上，這是中國當代藝術第二次大規模進入中國美術館。第一次是在1989年。“八九現代藝術大展”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年輕藝術家，他們內心混雜著激動和惶恐從各處奔向北京，年輕的批評家費大為對著鏡頭興奮地說，“這是第一次由批評家主導的展覽。
”總策劃人高名潞宣布開幕的時候，語氣里有一種“革命成功”的悲壯。那次展覽生機勃勃也混亂不堪，7個行為藝術的突然出現預言著展覽多舛的命運，最終一聲槍響終結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第一次登堂亮相。從此，美術館對當代藝術說“不”多年。而體制之外的獨立藝術家也開始被孤立和“圍剿”。
“那一次在美術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筆。”羅中立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把這次展覽與21年前的對比，羅中立是認可的。而他認為這次的轉變來自“改革開放帶來的這些年的發展，對藝術、文化更加寬容，包容了，更成熟更有自信來接受不同的審美，不同的聲音”。盡管當代藝術獲得了包容，但展覽仍然準備得小心翼翼。藝術家汪建偉的錄像作品投射在墻面上循環播放，其中一幕有裸女鏡頭。開幕當天，一位工作人員和展館服務員特意交待，“一會兒某某領導來的時候，能不能把那個鏡頭跳過去？
”他們開始調試快進或者暫停，預習播放的效果。“現在大多數人們對于這些作品接受起來都沒什么問題，個別的不太理解的地方可以解釋一下。”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笑著對記者說。作為學術主持和參展藝術家，葉永青開幕的前兩天一直呆在美術館，需要他不時“去滅滅小火苗”，他覺得，“總體上沒有任何問題”。
展覽的安全來自于藝術家們的自覺。進入中國美術館的作品中幾乎看不到當代藝術家們以前愛使用的敏感的政治符號。以政治波普風格著稱的藝術家王廣義，選擇的作品則強調的是消費主義和對個人身份的反思。“大家都有一種控制，都有一種尺度。
也就是說有點像行業自律一樣。這恰恰說明藝術家的成熟。”羅中立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這與21年前的“八九大展”截然不同。同樣是這群人，那一年他們還是毛頭小伙。葉永青和張曉剛坐火車從重慶來到北京，交出了身上僅有的一百元作為參展費。身無分文的藝術家們在美術館撒野，在這個代表著藝術權威的圣地擺出挑釁的姿態。他們中有些人幻想著從此之后，自己創作的新藝術馬上能得到全社會的認可。
可大展的倉皇結束與日后的社會形勢讓這些藝術家的生存更加艱難。但他們仍然堅持體制外的自由身份，直至他們不合作的獨立態度以及作品逐漸得到境外收藏家的注意和尊敬。進入21世紀，藝術家們經歷常年困頓之后終于從市場獲得了突圍，資本的支持迅速使他們從地下戰士變為社會名流，繼而他們紛紛被各大美術院校聘請為客座教授。
2009年底，官方機構中國藝術研究院旗下成立了“當代藝術院”。方力鈞、岳敏君、張曉剛等21位體制外藝術家集體被聘為該院“院士”。沒有編制、待遇和創作任務，但這個行為仍被外界解讀為對當代藝術家們的“招安和收編”。當代藝術院掛牌當天，作為特邀嘉賓的陳丹青發言問道“這些調皮搗蛋的藝術家萬一出了什么事，你們愿不愿意擔當？”同時他指向藝術家“希望不要滅掉銳氣”。
當然，問題沒有答者。當代藝術院成立之后的半年多時間，無聲無息。受聘的藝術家們仍然像往常一樣出現在民間藝術機構和西方畫廊。有些藝術家笑稱“當代院”有點像“皮包公司。”這次，在中國美術館的集體亮相，算作當代藝術院向公眾遞出的第一張作業。2009年11月13日，中國當代藝術院掛牌成立。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命名的國家級專研究“當代藝術”的官方機構。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對媒體表示，“中國藝術研究院籌備4年，成立了中國當代藝術院。相信由這一平臺集合起的中國當代具有旺盛創造活力的藝術家群體，會推動具有中國精神氣象的當代藝術進入一個新境界。”藝術家葉永青說，“當代院”成立的三年前，王文章就曾與藝術家們有所接觸。葉永青也曾陪同文化部相關官員考察過西方國家如何扶持當代藝術。掛牌當天，文化部、中宣部、中國畫院、美協等官員均出席發布會并發言。
被吸納進入“中國當代藝術院”的首批藝術家包括方力鈞、岳敏君、張曉剛、葉永青等21位在市場中表現搶眼的體制外藝術家。而文化部直接任命四川美院院長羅中立任“當代院”院長。在葉永青看來，這是“國家給予當代藝術家的榮譽”。無論他人如何評價這次由“當代院”主辦的置于中國美術館的展覽，它的意義與象征如何，范迪安作為中國美術館館長都笑納且感謝，自己的表態卻很謹慎，“我很平和地看待這次展覽。其實當代藝術家以前也在中國美術館一些專題展覽中陸續出現過。
這次展覽也不是什么革命或者一次爆炸，也沒必要那樣去吸引眼球。”范迪安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形態古怪的當代藝術能進入這座有著琉璃瓦屋頂的對稱型建筑，讓羅中立覺得安心。除了四川美院院長的職務，他還是當代藝術院的院長。他給自己定下任職的三件任務。展覽作為第一件業已完成。“第二件事，我想以國家課題的立項做當代藝術三十年的理論梳理，做出版物。”羅中立對記者說。
他坦陳，即使立項成功，書寫歷史的仍是目前活躍的所謂獨立批評家。不過，他希望，這個以國家學術課題立項的事情，“能讓他們超越個人觀點，超越市場和資本吧。”直到現在，這個任務仍在前期準備階段。而至于第三件事，更是夢想——建立一個國家級的當代美術館。
他的希望是“三五年內能實現”。但是在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看來，“國家出名義、出錢建立當代美術館在中國是否合適，或者在什么時候合適。我真的沒想好。”他對記者坦率地說。從成立當代藝術院到建立國家級當代館是一條將獨立藝術家吸納進建制的明確路徑。葉永青覺得，“這就像是藝術領域的國家隊，在需要的時候代表國家出場。”在他看來，這個當代藝術院今后可以作為國家的智庫，“可以幫助國家決定，為哪些當代藝術和藝術家撒把鹽。
”這一切越發引起年輕批評者的不滿，有人明確提出，“這是藝術界的國進民退和資源壟斷。”——那些曾經努力推倒制度墻壁的藝術家們，正不知不覺成為了墻上的一塊彩花瓷磚。21年來，體制本身和藝術家的心態都在改變。
在相互懷疑和對峙多年之后，逐漸走向和解。藝術家們在市場上的成功讓他們獲得尊嚴，不再以盲流的心態仰視管理者。雖然，他們還小心翼翼地為自己保留著隱約的邊界。2009年，為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周年，由文化部組織了“重大歷史題材繪畫展”，幾位當代藝術家接到邀請后紛紛婉拒。在藝術家葉永青看來，他們進入“當代藝術院”是因為“有熱血和國家認同感。
但并不代表就喪失銳氣、不再對體制反思”。作為當代藝術院院長的羅中立希望這個組織沒有編制、分房和工資。“我認為這樣好一點，不想搞成第二個畫院。”與此同時，葉永青正在努力從“川美”教師，調往中國藝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