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林風眠，是我骨子里帶出來的必然。一個天才，一個在藝術創作中敢于創新和改革的大師，對我有著致命的吸引力。至于創作紀念林風眠的作品，倒確是一次成功的“組織戀愛”——被組織點名指派，又自個兒在里面愛得火熱。

中國美院鄭重舉辦“百年風眠”創作活動，以藝術作品的方式，緬懷和紀念中國美院前身，國立藝專第一任校長林風眠的藝術生平和歷史貢獻，傳播其兼收并蓄的藝術理念，發揚林風眠“為藝術而戰”的創新精神。我受領的任務，是創作關于林風眠與傅雷故事的雕塑作品。這兩個人，都是中國文化藝術史上意義非凡的人物，林風眠是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個人經歷坎坷苦難，低調為人；傅雷是位嚴謹的愛國學者，生性傲骨。

從二位大家的經歷來看，都曾光茫四射，又風雨兼程。林風眠與傅雷二位大家，對今天的人來說，在這個越發快速變化的時代里雖已模糊，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還在傳承與延續。正因為如此，面對這一主題，我很有些壓力。如何走進那個時期的人和物，如何表現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與外貌，如何還原他們的本真。不過，我自認為與這個作品還是有緣的。一方面，從創作情感上來說，二人的相遇是在上海，我移居上海二十多年，上海也是我的福地，海派文化的耳濡目染，已讓我享受其中。

另一方面，從創作形式和技法上說來，我之前創作的《遠去的記憶》系列，給了我靈感和提示。《遠去的記憶》是一批回頭凝望的作品。在這一系列中，所有的表現對象都發生在過去。這個系列的第一件作品是為曹楊新村創作的。

曹楊新村是解放后全中國興建的第一個人民新村，許多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陸續安家落戶。這些現在看來并不起眼、甚至擁擠不堪的工人住宅新村在當時是社會地位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象征。要表現那一時期的風貌，就要喚醒曾發生在那段時期最有典型性的人與物。從這樣的角度考察，老照片就成了再適合不過的藝術形式。老照片是對過去歷史再現的一種載體，給人以真實感；照片里的世界，又定格了一種氣氛，一種意境，一種人生過往的親近。

當然，從室外雕塑創作角度，老照片的還原不僅需要硬質材料，也需要考慮一定的空間效果。基于立體與平面的平衡，最后采取了將圓雕壓扁，又不同于浮雕的一種處理方法，展現在一張照片上，同時又適合照片造型的需要。從內容上，所有元素都選取了有典型意義的物件，比如有工人家庭特征的家庭一角：一個熱水瓶、一個安全帽、一個洗臉架、每個人看了都會心一笑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除了時間縱軸上的刻畫，在區域的橫軸上，也強化五六十年照片邊框的裝飾紋樣和上海知名的老字號“王開照相館”，這此元素都不是孤立的物件，而是深刻反映當時的思想、文化甚至政治傾向的，經歷過那個時代，都能在這樣的照片背后，講述自己的故事。照片讓記憶復蘇，記憶又給照片許多動感。這些帶有時代烙印的符號有機地融入雕塑作品，最后呈現出來。較為完美地凸現而又平衡了雕塑與照片之間的矛盾與美感。

雕塑是凝固的藝術，基于此，大多數雕塑語言形式簡練、概括。而我利用照片形式語言，不僅將繪畫技術和語言融化其中，又增加了敘事性的意義，多了一份情景和意境。林風眠和傅雷的作品創作，我又一次采用老照片的形式。重造林風眠和傅雷的一張舊照，代表了太多故事，非常值得玩味。回顧往事，林風眠和傅雷的關系可以看作是傅雷對林風眠“從批評到贊美”的歷史過程。起初，林風眠受到蔡元培的賞識，執掌杭州藝專，成為中國第一所藝術專門院校的第一任校長。林以“介紹西洋藝術，整理中國藝術，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為口號辦學，提出了不少藝術主張，但是許多是受到傅雷不點名的批評的。

可以說，傅雷在當時對林風眠的藝術并不足夠了解，一直到因內戰內遷的杭州藝專復員杭州，傅雷才成了林畫室中的座上客。二人交往漸深，是到二人陸續定居上海之后。我的這一作品，也正是著眼于二人這一時期的關系。資料表明，嚴謹茍刻的傅雷這一時期常與林風眠交談，傅雷也對林風眠的人品、藝術追求和藝術創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傅雷在與友人的書信中稱贊林風眠為“以人品及藝術良心與努力而論，他是老輩中絕無僅有的了。

”這一時期，是傅雷基本完成對林風眠“從批評到贊美”的關鍵時期，也是二人命運的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平靜階段。二人都生活清貧，但意氣不改，在中國舊式知識分子的清高與氣節上，他們絕對是有神交的。如何抓住這種內核？用老照片這種“瞬即永恒”的定格表現，放在這樣看似平靜卻意義深遠的藝術生命里似乎有了很多新的意味。事實上，在現在公開的諸多真實的歷史相片中，我并沒有發現林風眠與傅雷的合影，也就是說，我塑造的這一場景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但二人的形象和當時當地的場景卻是經過仔細研究史料并深思熟慮組合的。

我再現了一個不真實的“真實”，兩位摯友一站一坐。傅雷戴著眼鏡，手里拿著煙斗，透過看不見眼睛的鏡片，仿佛炯炯眼神依然可感，傅雷總是這樣果決和堅毅的，即便是“大難臨頭”時也是如此。身邊的林風眠，此刻已是飽經磨難，體態有些佝僂，但神色中還是掩不住大師之氣，這大概就是苦難中的舊式中國知識分子姿態。這一幕，還原了文革前夕，藝術家與藝術評論家并肩探索、心心相惜的深厚情誼。

在場景布置上，我營造了上海知識分子家庭的樣式，老的書架也都是根據當時的樣式復原的。在書桌上，擺放了林風眠最有代表性的仕女繪畫創作。照片的邊框裝飾紋樣和“王開照相館”字樣都依循之前的創作思路，點明當時上海的時代特征。創作技法上運用自已的獨門技術，泥片成型塑造人物與物體，泥片的寫意與寫實相結合，豐富和強化了中國韻味和時代特征，此外，照片的投影不僅豐富了作品語言，也起到了作品支撐的作用。1966年，傅雷自殺，這給了林風眠巨大的打擊。

林風眠當校長時，杭州藝專學生人手一本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林風眠說那是年輕人必讀的圣經。傅雷死前，正打算著手寫《林風眠傳》。林風眠不敢相信傅雷的死，還派學生去傅家證實。之后，林風眠預感自己在劫難逃，決定毀掉自己幾十年來所有的畫，以絕后患。1991年，林風眠心臟病突發住院，傅雷之子傅聰此時請他題寫了“傅雷紀念音樂會”幾個字，落款林風眠。這幾個字是他對老朋友最后的交代，也是他留給人世的絕筆。這樣的故事，深深打動著我，而對于雕塑作品創作而言，不是講故事，而恰是通過他們并肩的模樣和神情，傳遞他們的生活環境、政治背景、精神氣質中的文人風骨，從而感染我們。

林風眠與傅雷，已是遠去的記憶。未曾合影的他們，在這作品里同時出現，會不會也是了了一樁憾事？林風眠先生在回憶錄中這樣說：“我一生所追求的不單單是童年的夢想，不單單是青年時代理想的實現。記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說我對藝術的追求有如當年我祖父雕刻石頭的精神。現在，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歲了，雖不敢說是像他一樣的勤勞，但也從未無故放下畫筆，永遠描寫出我的感受”。我所敬仰的林風眠大師這樣嚴格要求著自己，以致每當我稍有倦怠之時，也時常不忘自我多加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