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曾接受過藝術和藝術教育專業培訓－澳大利亞悉尼，英國倫敦，加拿大蒙特利爾曾在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和加拿大中學和大學執教視覺藝術科目1968年開始藝術實踐，作品聚焦于軍隊與平民的關系，以及相關的物質產物和象征符號。創作的作品被地方級、州級和國家級美術館收藏。同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包括美國五角大樓在內的國防機構廣泛合作，獲得國家高級機密設備和儀器的使用權限。
昆士蘭美術館亞太地區三年展國家顧問委員會委員，越南藝術家畫展策展聯絡人。從1990年開始，同中國和越南藝術家和藝術機構共同合作學生、教師以及跨文化藝術交流項目。地方藝術,河內－布里斯班藝術交流一千年的變化：新世界秩序的藝術，由澳大利亞SBS電視臺，澳大利亞國家電影委員會和昆士蘭州電影委員會共同資助手繪的電影院，卡籮琳?
麗芙(Carolinesrc="http://www.rayli.com.cn/2006-12-18/images/20061218141016786.jpg">崩潰和新雙塔是兩件關于事物外觀以及存在的杰作。
這些事物的設計、建造以及操作都為我們在經濟和軍事上提供了個人和國家的安全保障。當然，我們對這些事物——坦克、野戰炮、導彈以及商務建筑物都很熟悉，仿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它們一樣。而我們所不熟悉的，是這些事物的歷史。它們穿越時空，從原來的目的，從我們寄予它們的戰略重點直到改變了原來的作用和意圖。崩潰就是由過去轉變而來的，技術失去了地位和影響力。
新雙塔則是為可見的未來發明的東西，它具有城市化特點，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會將其實現。在現今，排除他物地生存幾乎是很困難的。我們對食物、住房、安全保障、陪伴以及表達此時此地的需求，促使當我們感到需要這些的時候，希望得到最大滿足。而分秒是我們現在對它們在特定時空存在意識的通常限制。
這種欲望是很自然的，如果滿足的產出立即得到回報，那么就會增強我們意識的短暫循環。可以開放這樣的意識循環來容納更廣闊的時間架構嗎，…一天，一周，一月甚至很多年過去，真是有必要這樣做嗎？對于這些自然物體以及它們的物質結果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我們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必須注意的是，盡管它們是固態不動的物體，但它們對個體的意義以及他們在不同環境下的物質結果都呈現一種流動的態勢。未來要問的問題是——藝術家們將在闡釋這些物體的悠久歷史時，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請允許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作為開始。
娜勒·蓋伊的事件、地位以及意義以及被事件的敘說者和他們的聆聽者及大眾無限制地條件化了。每一方的價值觀，緊密地排列在一起，都給事件帶來了不同的敘說版本，這就決定了對該事物極其地位的解釋和傳遞。這種復雜的關系構成了事件的歷史以及其中具有特點的行為的全部情況。作為一個藝術家，我總是為具體事件與其產生的結果對個體和群眾的影響間強大的聯系素震撼。
這些事件應該對其產生的直接的、環境的、政治的以及軍事的后果負責。為了找到這些事物的本質及力量，去理解她們，甚至給它們施加控制，我覺得必須開展一個方法以使自己和藝術作品的觀眾能夠更近距離地接觸事物。也就是說，創造一種從事物到行為，從行為到結果以及從結果到反應的顯示傳接體。
我開發了一種與中國文化有幾分相似的方法，即通過觸摸與摩擦物體而獲得對物體的印象。在基督教里，這種成果不同于耶穌面像的手帕按的神圣的覆蓋物，耶酥的面孔和軀體都經過直接的接觸轉換成一塊布。繼而這塊布帶著形象，現在已經可以從原始物體中獨立出來，穿越時空展示給不同的觀眾。這種形象具有獨特的韻味，因為只有當這塊攜帶的布料被觸碰，甚至包裹著現在陳列的物體時，它才找到了自身的存在價值。
我的方法就是在布或者紙上上粘蠟，然后把它覆蓋到它下面物體呈波狀的表面，這樣出來的就是是我所感興趣的再現物。比如，在1974年我承擔了柏林墻的摹拓工作。在我們的小世界里竟然有那么令人無法想象的真相，就像城市磚頭與混凝土的分解，柏林和它的人民，德國人，他們站在全球分裂矛盾的尖端——冷戰。意識形態與政治的分歧造就了控制個人和國家運動的最殘酷，也是最復雜的障礙。
同樣在1947年，我還承接了蘇格蘭的艾德里安墻的摹拓工程。縱橫歷史，所有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體系都傾向于通過有利于它們操作條件的外在的和思想控制來使它們的影響達到最大化。艾德里安能夠依靠建造一道橫跨大洲的墻來最好地控制羅馬帝國。這樣他可以通過控制包括英國在內的帝國來限制蘇格蘭人的侵擾。這堵墻的部分仍然大體完好，就像它在公元130年建造時一樣。并不奇怪的是，早在1972年，我就曾試圖獲得摹拓中國長城的批準。
在得到中國同仁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后，我得以在2000年完成了這項工程。從公元前200年的秦朝開始，一直到21世紀，中國的長城都是最大的人工建筑，它在不同的情景下為中國及其人民發揮著屏障的作用。這道墻的存在以及為了它的建造、擴展所花費的一切，可以比擬歐洲的歷史，有時它就像是一個鮮為人知道的巨人一樣。北愛爾蘭的德里古墻很有傳統意味，還在繼續分離，新教和天主教會都生活在那里。
正如我的每一個工地作平一樣，我需要把條件布置好，從而促使我能夠承擔有意向的工作。1974年在德里，我需要向英國軍隊和天主教團體尋求支援。我所感興趣，想要再現的事物有不同的范圍，有時是建筑方面的，有時是機械交通工具。吳談虹女士因為她在1969年的南越南一人摧毀了美軍M60坦克，而被塑造成了一個越共英雄。90年代她在胡志明藝術大學擔任藝術家和講師。1992年我把一樽美國海軍的直升飛機摹拓帶到了胡志明市，摹拓表達的是在越戰時期，吳談虹女士在越共戰士生涯的不同時期的事跡。
物體并不是通過它們自己發生行為的。盡管那些行為確實是因為物體的存在而發生的，但都是有人類的手和思想促使了行為的發生。把鐵鍛造成軸，到發展核物理，從人類采集打獵的社會，到當今全球空運、互聯網盛行的國際網絡，都說明了我們的物質世界與科技的發展，與不可名狀的人類生活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里我提到了關于道德價值觀的問題，也表達了我對生命本質的理解與驚嘆。和事物和科技的復雜作用，人類機制一直或大或小的存在運轉著，因為他們采取和使用的事件。
這些機構，比如澳大利亞國防軍隊，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又或者是我附近的兒童福利中心，都構成了它存在的可核查和解釋的原因。這些機構以及它們所產生的行為都構成了我所在世界此時此刻的歷史。重要的是，我評價這些機構和行為時，是相對比較自由的，這樣就形成了我如何對它們做出反應并與之互動的道德判斷。那么，這些事物和行為可以被“道德化”嗎？
對事物存在的這個客觀世界的經歷，大多受到他們人類的控制，導致了一種自然傾向，以形成有關事件、行為以及它們結果的價值判斷。盡管很復雜，判斷的產生都無可避免地隨著希望的成果而顯現，并與我們所過的個人和集體生活相關。2005年，原始的娜勒·蓋伊的機身部分在卸載位置的小男孩原子彈又有了新磨的公開陳列。這個重建事物的展覽對歷史的確鑿性提出了強烈的要求。它把時間描述成了一段很復雜的外在和文化經歷。
假想它完全可以理解是一種傲慢自大的態度。對人類的身體和思想來說，都是足夠迷惑的。這些事物和行為可以被“理論化”嗎？這個世界和事件本身所描繪出的事物及其行為的地位作用，都是對歷史的創造，只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個人的中心和最清楚的責任的就是他的生命和之后的死亡。在一生的時間中，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會對做出些判斷，這些判斷對未來的事物、行為、事件以及歷史都會有一定的影響。這一切相互關系的復雜性都會變的撲朔迷離。
但是，當世界上生命的這些抽象的、精神的非物質性的東西被覆蓋時，一切都會明朗起來。對于我來說，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已經完全沉醉于這些事物及其行為與接下來發生的事件之中了。這也導致了人們對他們一生時光的價值判斷。即，我接受每天的生活都是撲朔迷離且并不希望獲得什么方法去明白它們。這其實就是說人的一生所經歷的事物、行為、故事、歷史和判斷都是一種生命的描繪。我們自己也是事物，也有我們的歷史，但顯然我們的壽命是有限的。因此，在別人的時間框架里讓新的人和新的故事湮沒我們吧。
可以證明的是，藝術家的職責是要提高發生在我們周圍的歷史事件的表達傳遞的水準和質量。這是一種短視的行為，甚至對我們現時的生活是危險的。現在在這里，我們的目的必須是建立在事物和行為的歷史基礎上，藝術家的特殊任務就是明白地展示寬廣的個人和國家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