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冬的一場大雪，給古老的北京帶來一片潔白。我如約前往拜訪一位著名畫家，沒想到，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文樓也去拜訪，我們由此而相識，真是意外的收獲。文樓出生于臺灣，在臺灣讀完大學，如今是香港著名雕塑家，他曾協助徐悲鴻紀念館在香港舉辦畫展。他與徐悲鴻未曾謀面，卻與徐悲鴻有著特殊感情。文樓告訴我：“我第一次到北京來，跟廖靜文說，你不認得我，但是我們對徐悲鴻的事業很了解。我在臺灣，怎么會跟徐悲鴻有聯系。
我就說，我是孫多慈的學生。她聽起來感覺很驚奇。我上大學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孫多慈教的。孫多慈老師是徐悲鴻的學生，那是我們都知道的，她時常給我們講徐先生的繪畫理念，徐先生的基本功訓練，很多的方面。這樣看起來，徐悲鴻等于是我的師祖了。”我正愁“踏破鐵鞋無覓處呢”，只知道1949年，孫多慈隨家人離開大陸到臺灣。曾在國立北平藝專出任繪畫系主任的黃君璧主持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聘請徐悲鴻的學生當教授，其中也有孫多慈。
她去臺后的行蹤，雖略知一二，但難以窺其全貌。有幸與文樓偶遇，我問他，對孫多慈老師的印象如何。文樓說：“非常地溫和，非常地文雅。她對學生很親切，從來不急不躁。穿一身旗袍，人到中年，還是蠻漂亮的。”2005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賽納河畔的一棟公寓樓上，我和旅居巴黎的著名畫家彭萬墀一家人聊天。彭萬墀是個熱心的人，幫我尋訪徐悲鴻和他老師達仰的往事。
我知道他是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畢業的，跟他談過黃君璧，因為是他很熟悉的系主任。我突然想起，孫多慈也是黃君璧請到臺灣師大美術系的教授啊，彭萬墀會不會也認識呢？彭萬墀一聽就笑了：“你算找對人了，豈止是認識！”我忙問：“她教過您嗎？”彭萬墀說：“孫多慈先生就是我的任課老師。
現在老師上完課就算了，像法國老師都不見得認識學生，但過去中國的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非常親密啊，孫先生就是其中的典范，一個好老師啊。”又是個意外的收獲。我高興地說：“我跟您聯系這么長時間了，因為臺灣師大美術系的教授很多，沒想到您會是孫多慈的學生。”彭萬墀寬容地一笑：“你也沒問過我啊。孫先生教我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吧，她剛到美國去。
回來之后，到學校來上油畫課。她看了我的畫覺得很有興趣，就常常到我的工作室來，我也到她的工作室去。這樣，就有一種特別的師生感情，她很關心學生，喜歡勤于畫畫的學生。”“那時，我到孫先生的工作室去，看到過徐先生送給她的書，還看到過徐先生給她做出國擔保寫的證明。傳聞徐先生給她的素描打很高的分數，孫先生畫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的確非常的好啊。
也有傳聞，孫先生喜歡徐悲鴻先生，徐先生也喜歡孫先生，他們師生之間，很可能有一種機會結為夫妻的。當時我也不敢問孫先生，她是我們的老師啊，而且當時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徐悲鴻曾為孫多慈的消沉而焦慮，他并沒看錯，孫多慈確實是個畫才。她痛定思痛，依照徐悲鴻的囑托，重又拿起了畫筆，至死沒有放下。臺灣女畫家中，極少有像孫多慈那樣，能畫大幅主題油畫的，如《天問圖》、《春城無處不飛花》、《孔子畫像》和《黃興馬上英姿》、《黃興與夫人徐宗漢》等，被臺灣歷史博物館、華岡博物館和大成館收藏。
她的畫渾厚而深沉，專家稱她繼承了徐悲鴻的衣缽真傳。畫家楊先讓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赴美講學，當他在海外查閱徐悲鴻資料時，認識了孫多慈在美國的一個侄女，人長得很清秀，真的有照片上孫多慈的樣子。“她給我講了孫多慈的事。孫多慈難道不是悲劇嗎？是悲劇啊。她因為乳腺癌，到美國治療兩次，住在吳健雄家。吳健雄是了不起的科學家，和她是南京中央大學的同學，兩個杰出女性，什么話不說呀。最多談的，恐怕就是對徐悲鴻的遺憾了。
孫多慈得了癌癥，悶悶地死去，大概和她感情沒得到圓滿很有關系，她老想徐悲鴻啊，老是愧疚啊。”在廖靜文面前，我謹慎小心地提到孫多慈，這個徐悲鴻真心愛過的女人。廖靜文卻并不回避，她感慨地說：“接觸過孫多慈的人，都說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鴻再見一次面。人家告訴我，她聽說悲鴻死了，關了門哭了三天，后來為她的老師悲鴻戴了三年孝。
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屬。”孫多慈曾到巴黎高等美術學院作訪問學者，在徐悲鴻留學的地方流連忘返。她也曾前往新加坡，受到黃曼士款待，在江夏堂體味徐悲鴻辦展義賑的民族情感，了解徐悲鴻接到她的信的真實情境，化解烽火歲月的誤解與怨恨。她到美國看望旅居紐約的王少陵，在客廳懸掛的玻璃鏡框里，看到徐悲鴻的一幅手跡，怦然心動。
王少陵告之，當年他去北京，返美前去徐悲鴻家告別，正在寫字的徐悲鴻，要畫幅畫送他，但趕飛機來不及了，他就要了這幅墨跡未干的詩，由徐悲鴻題上了字：“急雨狂風勢不禁，放舟棄棹遷亭陰。剝蓮認識中心苦，獨自沉沉味苦心。小詩錄以少陵道兄悲鴻”孫多慈一字一字讀著，心酸難抑，淚水奪眶而出。孫多慈當然熟悉，這是徐悲鴻贈她的。她曾寄給徐悲鴻一顆紅豆和一條繡著“慈悲”兩個字的手帕。徐悲鴻即以《紅豆》為題賦詩三首，寄還給她。
徐悲鴻寫給王少陵的是第三首。之前還有兩首。其一：燦爛朝霞血染紅，關山間隔此心同；千言萬語從何說，付與靈犀一點通。其二：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懸；幾回凝望相思地，風送凄涼到客邊。詩句還在，錦書難托，已經是天地相隔，只有無盡的遺恨。
1975年1月，孫多慈病逝于美國，終年63歲。知情者說，孫多慈的深厚修養，無法驅散她刻骨的憂郁，這才是她患癌癥的真正原因。1949年蔣碧微到了臺灣，和張道藩公開同居。蔣碧微雖然自己說，離開徐悲鴻她是多么幸福，離婚時徐悲鴻多么計較，但徐悲鴻送給她的這許多畫作，畢竟支撐了她晚年的無憂生活。
徐悲鴻侄女徐雪說：“蔣碧微那么驕橫，你說她也蠻可憐的。她這一輩子，實際上從來也沒結過婚。她跟徐悲鴻，兩個人私奔的，根本沒結婚，沒辦什么手續。徐悲鴻跟廖靜文好了，不是要跟蔣碧微斷關系嗎？沈均儒大律師，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說你們不存在什么關系，你們又沒結婚。為了不拖泥帶水，徐悲鴻還是登了個聲明，脫離關系。
蔣碧微跟張道藩，也是同居關系。同居這么多年，還是個情婦，沒一個名份。”1959年，蔣碧微與張道藩分手。徐靜斐忿忿地說：“張道藩不是答應六十歲跟我母親結婚嗎？到了六十歲，張道藩請了許多客人，給我母親辦六十大壽。祝壽的熱鬧結束了，把客人都送走了，我母親就問他，幾十年以前，你不是答應嗎，六十歲跟我正式結婚，今天我已經六十歲了，你應該兌現你的諾言啊。張道藩不表態，不吭氣。我母親是有脾氣的嘛，一生氣，就跟張道藩大吵一架，以后就分手了。”有關他們的分手，又有另一種說法。
張道藩的法國妻子蘇珊，曾發現張道藩與蔣碧微的隱情，要他斷絕關系，被拒絕了。蘇珊只得帶著女兒遠赴澳大利亞，他們沒有簽字離婚。蔣碧微如此要強，卻也委曲求全地過著，從無半句怨言，如同一個真正妻子照顧張道藩。那一年，蘇珊突然回到臺灣，張道藩提出簽字離婚，蘇珊卻說：“你不愛我，是你的事，我愛你，難道犯法嗎？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讓你好受，我不會簽字離婚的！”張道藩當時官至臺灣“立法院長”，蘇珊似乎有了高人指點，跑到蔣介石官邸告狀，請他主持公道，不然她就向新聞界尤其是西方記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個美人遲暮的蔣碧微，還是要名譽、地位、前途，張道藩當然拎得清。蔣碧微自尊心受到的損傷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煩惱、痛苦夾雜著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場春夢乍醒！蔣碧微從“院長官邸”搬回溫州街獨居。從那之后，畫家王農時常去蔣碧微家拜訪，蔣碧微要賣徐悲鴻的畫，也托王農找人聯系。王農是個京劇票友，而蔣碧微喜歡熱鬧，有時到劇場去坐坐。
王農說：“我每次唱戲都要給蔣碧微送票去，她有的時候來看，有的時候在麻將桌上理都不理我。有一次我唱戲，我在臺上，她就在第一排，大聲地笑起來，笑的聲音響啊，她比我還精彩。我在臺灣唱戲，她是我的基本觀眾。“她平常畫展不大看，因為婚姻的失敗，所以對美術比較排斥。
我開畫展當面送帖，她果然來了，還買了一張畫。我跟她很熟，不是徐悲鴻的關系，是她有些事托我辦。后來她把她的收藏拿出來展覽，有徐悲鴻三十多張畫，還有其他的畫，是靠徐悲鴻的關系她讓人畫的，但都不是精品，賣不動。過了兩年，她就過世了。”曾跟隨徐悲鴻出國留學的蔣碧微，學過小提琴也學過法語，是否成功不敢說，但與中國傳統婦女總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蔣碧微反其道而行之，對于孩子任其生長，絕不因孩子而放棄個人幸福，頗有西方新潮思想。
然而世事難料，對張道藩愛得死去活來的蔣碧微，并沒抓住她最后的幸福。步入晚年的蔣碧微守著空蕩蕩的屋子，備感孤寂。在臺北的蔣碧微，與子女只能在照片上見面了。徐伯陽說：“聽說我母親老想我們，我們的照片放在她的床頭柜上。
她到臺灣跟張道藩生活十年，就分開了。她有18年是一個人過，聽說是一個孤孤單單的老太太，只有打麻將消磨時間。她是很堅強的，晚年過的很凄慘。”1968年6月，張道藩去逝，終年71歲。十年后，1978年12月，蔣碧微也去世，終年79歲。她對徐悲鴻指責甚多，對張道藩卻無一微詞。一位著名畫家研究蔣碧微得出這樣的結論：蔣碧微回憶錄合訂本，《我與悲鴻》占三分之一，而《我與道藩》占三分之二。前一部純粹敘事，后一部情深意長。
曾在徐悲鴻家當過保姆的劉同弟說：“徐先生走的時候，我在臺灣，聽蔣碧微講的。說句良心話，雖然他們夫妻是離開了，畢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當然她不講，我看她那個表情，也看得出來，她說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樣子。”1994年6月，徐悲鴻畫展終于在臺灣歷史博物館開幕，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徐悲鴻長子徐伯陽、次子徐慶平以及女兒徐芳芳應邀出席，轟動一時，開創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觀人數之最，每天上千人之多。從小學生到老年人，普通民眾懷著少有的興趣前來參觀。
人頭攢動，展廳空前熱鬧。老館長陳康順告訴我們：“當時我們雖然估計會有人來看，可是參觀徐悲鴻畫展的人這么踴躍，出乎他們的預期，真的沒想到！”在徐悲鴻畫展上，最受歡迎的人，就是衣著典雅的廖靜文，她受到了明星似地追捧。徐悲鴻的傳奇故事，人們并不陌生，都想一睹徐悲鴻夫人的風采。連警衛人員都說，展覽館以前還沒看到這么擁擠的。
廖靜文一出現，就被人群緊緊包圍了，爭相與她合影，照相機閃光燈此起彼落。人們爭購徐悲鴻畫冊，請她簽名的隊伍排得很長。在展覽日程中，本來有一天是游日月潭。主辦者希望，在緊張的開幕式與應酬之余，請廖靜文看看臺灣風光，也放松放松。
廖靜文原先也是同意的，臺灣來一趟不易，而久聞日月潭的自然之美，置身其間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她看到，觀眾如此熱情，臨閉館也不肯離開，就對陳館長說，日月潭就不去了，我還是守在畫展上吧。一連幾天，廖靜文都在展廳，接受媒體訪問，給觀眾簽名留念。直到離開臺灣，日月潭都沒能去成。
送別時，主辦方很過意不去，廖靜文說，我很滿足了，悲鴻的藝術能在臺灣這么受歡迎。當時配合畫展趕印的徐悲鴻畫冊，深褐絨的封面，厚實的紙頁，連同精美的印刷，在臺灣首次集中了徐悲鴻的生平與代表作。讓陳康順館長沒想到，幾千本很快地就賣完了。后來這本徐悲鴻畫冊一版再版，新任館長又有再版計劃。這是臺灣島內第一個大陸名家的畫展。不知是否天意，孫多慈、蔣碧微、廖靜文，這三個不凡女性，都曾在臺北街頭走過。有先有后，有笑有淚。她們以各自的方式，記下與徐悲鴻的感情聯系。
無疑，她們選擇的方式，都能給我們提供一個認識徐悲鴻的真實角度。此前，主持徐悲鴻紀念館的廖靜文，已在新加坡、印度和香港地區舉辦過徐悲鴻畫展，而臺灣之行，最使廖靜文念念不忘。走過一個世紀的徐悲鴻，似乎仍奔走在海峽兩岸之間。
他所牽引的一種情懷，一種民族的、文化的、品格的情懷，穿越時光隧道，感動無數人。廖靜文從到北京大學旁聽的那一天起，就立志為徐悲鴻立傳。一大摞初稿毀于文革造反派的抄家，此后她又重起爐灶，繼續寫作，直至寫出長篇回憶錄《徐悲鴻一生》，1982年發行第一版，首版50萬冊。如今這部書累計發行80多萬冊。她試圖以自己的角度，解讀一位跨越時代的繪畫大師，其印數最好地說明了徐悲鴻的知名度。坦白地說，我在訪問這位83歲老人之前，耳根旁也刮過許多的議論。但是，當我一次又一次地和廖靜文長談，陪她到故居去尋找往昔生活的痕跡，逐步地了解她的情感世界，觸摸到她的痛苦、哀傷與戒心后，我發現，在那些引起外界非議的種種詞藻的背后，她在保護徐悲鴻藝術的大事上，常常有驚人之舉。
無論是以往中國的政治運動，還是當今的商品經濟大潮，她的行動已足夠份量，其實遠勝于她的語言。也就是說，塑造蔣碧微形象的，是她回憶錄的語言。蔣碧微自己，連同1965年起幫她整理文字的章君、楊兆青，兩位極棒的臺灣主筆，是用一種直接述說，一種與當時我們習慣的“大陸腔”所完全不同的述說，對蔣碧微作了徹底包裝，博得四濺淚花，尤其是女性共鳴。雖然按蔣碧微親人的說法，全是別人代筆的。蔣碧微聰明之極，生活中她絕對不饒人，有眾多知情者為證。但回憶往事，她卻是個弱者的角色。對于徐悲鴻與孫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讓人，還有些事出有因。
而她指責徐悲鴻與廖靜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與張道藩海誓山盟，情書不斷，已然失去指責的資格。她拎著徐悲鴻一大袋錢和一百幅畫揚長而去，卻讓你覺得可憐，這叫哀兵必勝。其實，可憐的是善良的徐悲鴻，他一次次被蔣碧微逼至墻角，不曾回手。但是，事實就是事實。蔣碧微能把手頭所有徐悲鴻的信，哪怕一張小紙片，也像保存徐悲鴻畫一樣保存到晚年，這讓人感覺到他們之間的微妙，雖然各奔東西，卻是藕斷絲連，臺灣愿意出她與徐悲鴻的書，其實也是一例。蔣碧微回憶錄對徐悲鴻不是一味貶低，尤其是徐悲鴻在歐洲求學的刻苦，以及她很反感徐悲鴻只顧畫畫的癡迷，還有她與徐悲鴻在生活細節上的分歧與矛盾，畢竟保留了青年徐悲鴻的形象。
當我們考證蔣碧微筆下的徐悲鴻，與廖靜文筆下的徐悲鴻，似乎大相徑庭。細細一想，她們寫的，其實都是真實的徐悲鴻。蔣碧微說的徐悲鴻，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邊愛人而瘋狂學藝，倔犟，自戀，偏執，這是一個年輕時候的徐悲鴻，一個未被認可的藝術家。而廖靜文筆下的徐悲鴻，善解人意，體貼入微，作畫已入佳境，又能夠珍視天倫之樂。這是一個晚年的徐悲鴻，一個功成名就的繪畫大師。
孫多慈，是與悲鴻生命有關的這三個女人中，唯一沒寫回憶錄的一個。我們看到她畫冊的自述，知道她的遣詞造句真是漂亮。而她與徐悲鴻相逢，不在徐悲鴻的奮斗之初，也不在徐悲鴻的成功之巔，而恰在徐悲鴻人生的中年，也是徐悲鴻藝術的盛年。了解她，有助于了解徐悲鴻那一段的情感世界。孫多慈無言，不免讓我們有些遺憾。也許她沒必要再寫什么，因為她的職業離徐悲鴻最近，本身就是一篇絕妙文章。說到底，站在畫板前或站在課堂上，都沒走出徐悲鴻事業。
而她留在博物館、紀念館與展覽館的巨幅畫作，已把她的人生敲碎了，融入其中。這三位美麗女性之所以有悲歡與痛苦，因為她們面對著不同時段的徐悲鴻。而徐悲鴻之所以有痛苦與歡樂，因為他面對著不同的女人。按一般人來看，能與一位偉大畫家有緣，就已經是一種福份了。這三位美麗女性被人們認識與關注，說到底還是由于徐悲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