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工作二十余年，雖不敢說對莫高窟四百九十二個洞窟通覽無余，但現存北涼至元代共十個朝代的壁畫與彩塑，我都進行過或淺或深的臨摹與探索。作為第三代敦煌藝術工作者，我和前輩們一樣，一邊臨摹一邊研究、創作。當一幅摹品臨近完成，最后、最重要的線描要在草稿紙上反復練習，直到技法純熟、感覺接近匠師創作當時的激情，才能坦然落筆于畫面。每當此時，我感動于古人高超的技藝和修養，也彷佛能感應到他們美好的人品。他們不只是藝術家，更是道行高深的佛教徒；

如若不是，怎么能夠僅憑借一面墻壁，就把佛教的精神理念展現得那么深透？將佛陀、菩薩、西天極樂表現得那么感人肺腑？怎能在大漠荒谷的艱苦條件下，一代又一代，恭恭敬敬、一絲不茍地盡獻他們的聰明才智和一腔心血？然而，敦煌現存數萬平方米壁畫、藏經洞數萬文書典籍中，卻絲毫不曾留下他們的名字。

自從感悟到這些，無論臨摹或創作，我多了一分教徒般的虔誠與崇拜──尋找與古人和出家人心靈的重迭，才是畫佛的「秘訣」。在國內外考察、旅游時，我總愛去尋覓那些古寺名剎。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佛像，我感動于佛教藝術不斷超越、不斷創新的精神，但也感到愈到近代，佛教藝術愈趨程序化、缺乏時代感。雖然寺廟興建不斷、佛像打造成風，但多是以沿襲明清遺風或膚淺地模唐仿宋。我有一種沖動：為什么不試著畫一些自己心中的佛畫？為什么不用現代的思維，創作一些符合現代審美情趣和讓現代人真正感動的佛像呢？

古人對佛教藝術的思想觀念較今人開放得多，敦煌石窟中大量的飛天，正是古代匠師大膽而浪漫的藝術表現。一九九八年冬天，臺北觀想文物藝術有限公司的徐政夫先生來電，希望我為花蓮慈濟靜思堂屋檐創作一組飛天浮雕。飛天，又名香音神，是佛的禮贊；

在佛國司散花、歌舞、供獻，象征自由快樂的天神。二十多年來我臨摹過無數的飛天，搜集整理的畫稿堆積如山；對我而言，畫飛天并非難事。雖然徐先生把靜思堂描述得氣勢宏偉，把設計工作說得意義重大，但是，現今寺廟遠非魏晉隋唐宋那樣，允許藝術家盡情揮灑；因此我猜測，此次的創作無非是一座大廟配上一些古老的彩畫而已。盡管心中如此設想，下筆之前，我還是略有構思：靜思堂建筑風格最突出的人字梁、檐梁和脊梁，讓我想起「余音繞梁」的典故；

信手拈來一組敦煌隋代樂伎飛天略加修飾，取名「飛天百樂圖」。我想，他說的「現代感」或許指的是不要太拘泥于隋代造型的風格簡潔或飄帶服飾的樸素單純。于是又畫了一組華麗細密裝飾性較強的飛天，同時附了幾幅唐風濃郁的飛天，使有選擇余地。

結果仍未能通過。這次可苦惱了我！究竟慈濟是一個怎樣的佛教團體，從事的是什么樣的志業，主持者又是什么樣的思想？徐先生進一步介紹：慈濟是一個以實踐信仰為重、在世界各地救助苦難的慈善團體。他建議我除了畫一些菩薩、天王、羅漢，也可表現各行各業的現代人。現代人怎么用飛天表現？

現代人飛上廟宇的屋梁，人們作何理解？這樣是否缺乏依據？是否違背造像儀規？不！古人對佛教藝術的思想觀念較今人開放得多，雖然在造像上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嚴格規定的佛形象，然而作為一種生活藝術，它必須符合社會的審美觀念，才能為大眾所喜愛。敦煌石窟中大量的飛天，正是古代匠師大膽而浪漫的藝術表現。它們的服飾或西域的羊腸帛裙或漢式的闊袍大袖或寺僧的田相袈裟；它們的造型或深目隆鼻或鳳眼櫻唇；

它們手持的樂器已遠不止佛經上寥寥所列的種類；它們的畫法因時代風格和匠師的個性而豐富多樣，甚至菩薩也身著社會上流行的「時裝」，如西魏盛行的對襟大袖襦、云頭履，唐朝時尚的圓領短袖上衣等等。這些飛天藝術早已超越了宗教內涵。一般人觀賞石窟，不是被莊嚴肅穆的佛國眾神所震懾，而是被佛教藝術的人情味所感動；不是被深奧、晦澀的宗教教義所灌輸，而是被人間真善美的藝術形象所感化。觀諸歷史，佛教所到之處，佛像都因審美觀念、文化習俗以及氣候、時代不同而演變。

如印度庫沙那時期馬土臘僅著兜襠的眾神像、阿富汗七世紀肩披綴滿珠寶華麗羽織的佛陀像、日本江戶時期穿戴和服的菩薩像、柬埔寨十世紀腰圍「超短裙」的觀音像…祂們從服裝、形象、姿態反映的，不正是當時的「現代人」嗎？由此看來，追求創新與變革，是佛教藝術生命力千年不衰之所在。今天，慈濟所追求的「現代感」，不正是一種革命性的嘗試與創舉嗎？想到這里，我的內心豁然開朗。

于是，我收起舊稿，把「古人」拋在腦后，找來有關世界民族的資料，在紙上畫出一個個飛翔的人體，給它們穿上不同民族的服飾，再披上飄帶長巾；讓它們的樂器不只是中國的，而是世界各民族樂器的大合奏；豐富多采的服飾換下了傳統飛天的天衣，富有人種、民族性格的多形象代替了千百年來的「宮娃」。創作飛天，首要描繪的是慈濟人摒除人我、種族、國界之別，走入貧困窮苦的國度，與當地民眾共度艱難的大愛精神。

一九九九年春，我帶著畫稿和徐先生一同來到臺灣花蓮。見到證嚴上人，我不太有信心地打開一組表現亞、非、歐、美及中國少數民族的飛天圖稿請上人審閱。他一邊仔細觀看，一邊中肯地發表評語：現代社會交通、信息發達，佛教藝術不能局限于古代，也不應局限在中國，它應該表達現代佛教理念，讓現代人有感悟，讓世界更多人有感悟。這番話讓我感受到上人對佛教藝術及其創新的意識，比起我輩有著更高遠的瞻點和更廣闊的思路。

在徐先生的帶領下，我參觀了靜思堂內外。天啊！這那里是之前我猜測的「大廟」──它的氣勢雄宏、現代化程度之高，在佛寺殿堂建筑史上恐怕前所未有。靜思堂建筑清新樸厚、深沈博大，那種傳統與現代建筑語言的默契，不正是古老佛教理念與現實社會實踐緊密聯系的體現？慈濟的現代佛教理念，是傳統大乘佛教進一步的延展。這種延伸和發展，從證嚴上人循循善誘的開示中可以體會得到；

從慈濟人身體力行的行善中可以目睹得到。慈濟人不僅心中供奉菩薩，而且在思想言行上學做菩薩。上人曾以一段話感謝參與臺風賑災的慈濟志工：「聞聲救苦、實時解難是觀世音菩薩的形象；你們在風災中不畏黑夜風寒、濟困解危，表現出來的正是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現的精神。」從慈濟人身上，我確實看到了菩薩的祥光──現實生活中的百萬慈濟人，就是當今的菩薩！

重新構思飛天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立意的獨特性、審美的世界性，以及形式的現代感。靜思堂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菩薩道場，是救濟現實苦難的一艘慈航，讓世界人民同乘這艘濟世利生的「航船」，齊心飛奔于菩薩道上。我首先想要描繪的，是慈濟人摒除人我、種族、國界之分別，走入戰亂頻繁、貧困窮苦的國度，與當地民眾共度艱難的大愛精神。在具體設計中，我將敦煌藝術那種激情、勇于探索、容納百川的精神，與慈濟體現大愛思想和實現人間凈土的理想融為一體，力求創作做出現代佛教藝術的新風格。三百六十二身飛天總長度約一千三百六十米，分布于靜思堂三迭人字梁、單人字梁、脊梁、檐梁，構成環繞建筑四面的立體飛天群。

靜思堂建筑上共有三百六十二身飛天，參照敦煌壁畫及佛經內容，畫分為：散花飛天、奏樂飛天、歌舞飛天、供養飛天、菩薩飛天、百戲童子、伎樂童子、化生手語童子八大類，分布于靜思堂三迭人字梁、單人字梁、脊梁、檐梁四個部位。飛天藝術效果的表現，首重浮雕的層次感和動感──飛天安裝位置較高、視距較遠，若浮雕厚度不足、缺乏層次感，看上去模糊不清，會影響藝術效果；飄帶飛揚、衣裙輕舒是表現動感的一方面，但透過人體結構及衣紋裙折來表現動感更為重要。為了避免使人物過小而有失大氣，飛天雕塑盡量大于真人。

但在一米多寬的梁面空間上，要畫出大于人體且奔放的飛天，造型受到很大限制。不但要順應浮雕帶的弧度走向，還要考慮人字梁對應的兩側飛天要相互對稱、呼應。在這種限制下，要保證三百六十二身飛天造型不雷同，又要兼顧整體效果，創作愈到后面難度愈大。解決它沒有什么快捷方式，只有用心，用心，再用心。

在符合現代審美觀的原則下，同時吸取敦煌唐代飛天輕裳博帶、豐而不膩、奔放飄逸之風格。而服飾、發式、首飾、姿勢上，盡量表現民族特色，人物間眼神、手勢相互交流、呼應。藝術處理本著寫實但不拘泥于人體解剖，夸張但不脫離求美、求新、求生動、求感人、求生活情趣，求平和的氣氛。在人物動態及表情上，力求做到形神兼備互不雷同，表現歡愉、善美并積極向上的氣氛。

總長度約一千三百六十米，數量不等的四十六組人物，構成一個環繞建筑四面的立體飛天群。各民族飛天不分上下、前后、主次一同齊飛，表現慈濟超越國界、膚色、貧富的大愛觀。它突破了佛教造像的習慣，營造出一種現代美學與宗教理念相結合的藝術氛圍。從建筑裝飾效果講，飛天形態的委婉、生動、連貫與流暢感，有助于烘托建筑本身的凝重渾厚之氣勢，淡化石混建筑材料生硬冰冷之感。

從裝飾浮雕本身的藝術效果講，它線條的洗煉暢達有利于影像的簡潔明快，使造型清晰悅目；它組合形式的連貫性又使梁面的圖案裝飾感得以突出，從而使浮雕藝術與各梁面巧妙結合。從藝術創作講，它是民族藝術精粹的采擷，是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藝術創作是件身心愉悅的工作，能為慈濟盡力，本身也有一種成就感和充實感。從一九九九年五月中旬起，至二○○○年十月底，歷時十七個月的創作過程，可謂是跨世紀工程。

在剛開工的幾個月里，創作組工作人員平均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通宵達旦也屬經常，只為了兩個字──嚴謹。回想五百多天的創作過程，雖付出了很大辛勞，但終未辜負慈濟對我們的信任。欣慰之余，不能忘記在創作中給了我們大力支持的每一個人，感激之情非一個「謝」字所能言表。

同樣感激的，還有與我一起奮力工作了五百個日夜的創作組同仁們，他們認真負責、積極配合、不辭辛苦的實干精神，時時感動著我、激勵著我。飛天創作的圓滿完成，也包含著他們的滴滴汗水、點點心血。散花飛天、奏樂飛天、歌舞飛天自上而下，分布于靜思堂南北兩面三迭人字梁的上、中、下三層，契合了敦煌壁畫「凈土變」的構圖形式。此區人物造型符合各民族形象特征、動作習慣、服飾風格、舞姿特點以及樂器和生活道具的特色。

如：表現中國南方山區民族的散花飛天，除憨厚的面容、簡樸的衣著，還背上盛滿鮮花的竹背簍；表現非洲沙漠民族的奏樂飛天，除粗獷的衣飾、厚重的圍巾，還演奏他們特有的葫蘆木琴；表現印度民族的歌舞飛天，除濃眉大眼、衣飾華美，還表演他們獨有的腳鈴舞。靜思堂四面均以三寶明珠作為建筑的視覺焦點和精神焦點，人字梁左右兩側的飛天長帶輕舒，恣肆奔舞，在對稱中求變化，變化中相呼應；以婀娜秀美的造型，氣韻暢達的動態，和最上端人物或托舉、或擁抱、或向往的姿態，將觀者的視線與情感牽引向建筑頂端的三寶明珠，繼而落到茫茫虛空，思緒進入無限遐想。

飛天藝術既突出了三迭人字梁原有的建筑層次感，又增添了每層人字的向心力、向上凝聚力及飛檐高聳之氣勢，使建筑與浮雕的藝術表現力均得以強化，也使兩者在藝術形式及內涵上達到和諧統一，從而構成一幅落英繽紛、仙樂裊裊、緩歌漫舞的「慈濟大愛圖」，表現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獨特的裝飾效果。自古以來，菩薩在人心中已成定式，多以菩薩裝和慈祥美麗的形象出現。

慈濟提倡以凡夫之身行菩薩之道，說明任何人都可以學作菩薩和成為菩薩。慈濟人實踐人間凈土、在現世中扮演濟世菩薩，怎能不用飽滿的畫筆去唱贊？還有那些被慈濟救助、供養的菩薩──世界各地的貧苦災民，又怎能不用我們的激情去雕塑呢？我以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慈濟「人間佛教」、「行菩薩道」的思想真諦。靜思堂東、西兩面對稱的單人字梁上，飛翔著由中外少數民族、漢族以及慈濟的出家眾、委員、慈誠等組成的菩薩飛天。這些現實中的菩薩飛天，飄舞于靜思堂門戶的上方，不僅豐富了建筑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而且使人感受到慈濟世界的親切自然、貼近人心。

靜思堂四面的脊梁上，是化生手語童子飛天，南、北脊梁為百戲童子飛天、伎樂童子飛天。創作時特別賦予當代孩子特有的氣質和特征，如：進行現代體育、游戲、上學的百戲童子；又如表現當代中外民族少年演奏各種樂器的伎樂童子。他們既有天人寓意，又有現實生活中少年兒童的天真活潑、純潔可愛，拉近當代人在心理上與佛教的距離，同時表現慈濟重視教育、關懷培養下一代的教育志業。至于東、西方的上脊梁，則表現代表慈濟精神與志業的兩段手語，其靈感是來自于慈濟委員的手語表演。在此處，我選擇了十二至十七歲的少男少女作為手語童子形象。

這階段的孩子肢體修長、表演力強，適合手語動作夸張、明快、清楚的表演風格。佛經記載，供養飛天是專司供養佛陀的天人。人字梁兩側的檐梁，設計為供養飛天。我們在供奉器與供奉物的處理上，根據不同民族的勞動和生活習慣，有持盤、頂罐、抱瓶、挎籃及手持掛滿鮮果的樹枝等多種造型。奉獻的供品及盛器也與各民族特產和生活用品相符；慈濟委員飛天則是手持蓮花或托舉蓮花盤，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是慈濟人最好的象征。

此處的供養飛天，包括全球五大洲各色人種和多個民族。創作時千變萬化不離積極進取向前飛動，希望利用多民族飛天，象征慈濟國際化的慈善志業，表現慈濟大愛情懷，也傾注我們對各民族的感情和對慈濟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