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本世紀最被中國人崇拜的詞語。重慶的地圖每3個月要更新一版;5年沒回家的義烏商人要花錢請人帶路;北京的你，分不清中國的第一高樓，是上海的環球金融中心，還是廣州的珠江新城西塔。變異的城市在關于發展的夢想中撲面而來。站立在城市的中心點，如同鳥巢或方糖的奇怪建筑、擠滿全球化人類的麥當勞、香奈爾與海爾電器一起擺放的玻璃櫥窗，旋轉著向你襲擊而來——在這被創新、虛榮、財富、夢想推動的都市的信息長河中，我們隨之不斷向前移動，最后一陣眩暈。
在總是擠不進的地鐵前、在CBD寫字樓下賣叉燒飯的快餐店，人潮洶涌如江河決堤。你浮沉其中并偶然發問：日新月異真的是一個褒義詞?根據商業社會的邏輯，人類的創造需要破壞——摩托羅拉CEO愛德華·詹德海說“我每天都在尋找破壞摩托羅拉的方式”;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說“創新就是創造性地破壞，就是要把自己原來的成功與平衡破壞掉”。寫過《創新者的窘境》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一直試圖發現“世界運作的方式”，最后發現成功是最糟糕的教師，直接提出在商業社會生存的“創新性破壞”理論：“成長的關鍵，在于成為破壞者，而不是被破壞者。”如果一切都可以貼上標簽明價出售，商業社會的這種邏輯或許可以直接用于一個城市或一個社會。但在浮躁的上行社會，這種“創新性破壞”同時呈現的還有它的破壞力。
有美國學者曾經投書新華社，認為“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正在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為什么擁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廣東小城市江門想建生態城，好心的評論說，好處是不會重蹈“以創新的名義破壞環境，以發展的借口犧牲生態”的覆轍;刻薄的評論說，科學城、金融城、生態城恐怕都是跟風式的流行口號，全都是以發展的名義去兜風。2007年的廣東高考地理狀元廖麗嘉用“無所適從”來形容曾經經歷過的高考。
每年高考都有新花樣——3+大綜合、3+小綜合、3+X、3+X+1再到3+X+2;從原始分到標準分，再從標準分改為原始分。如果年輕人將高考看成改變命運的途徑，那么這種命運的考試方式就近乎兒戲。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說話比較坦白：“高考科目5年變4次，這種讓學校、老師和學生都無所適從的做法，也叫‘改革創新’?
”廣東佛山一個村的醫院開通網上醫療服務，通過信息化聯網，村民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醫療服務。但批評家對此并不領情，認為這投資巨大的事兒除去“全國首創”的名頭外，對不上網的農民似乎沒有幫助。好心未必辦好事，有時是一種浪費——新的《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發布時，直接帶來的后果是醫藥公司必須大規模地更換藥品包裝。當時重慶最大藥品生產廠家之一，陪都藥業在換裝中投資大約是80萬元，而這家公司的董事長還有心思為同行算一筆賬：重慶藥品生產廠家近1000家，每家20個品種，每個品種用10000元計算，“這是一個多大的數字?
”如果說科技應該時刻創新，法規該不該朝令夕改?在創意可以變現的商業社會，隨“創新性破壞”而來的，可能是“破壞性創新”——一位叫黃文學的評論者寫過文章《偽創新為何一路高歌》，認為創新的壓力十面埋伏：全球氣候變暖、人口急劇膨脹、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激烈、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壓力等等，讓創新對民族生存、國家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但他認為，在這個“創新”在報刊、文件、講話中出現的頻率極高的社會，打著創新招牌的“偽創新行為”并不少見——例如換個新說法和新名詞的制度創新、換個顏色和包裝的藥物創新、換個洋名稱的食品創新、貼上高科技術語標簽的技術創新。形式主義、浮躁逐利、漠視科學都會縱容偽創新，然后，偽創新帶來了負價值。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天池藍而清澈，杜鵑花從池畔蔓延開去，周邊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
后來《無極》劇組來了，給天池留下了紀念品——酒瓶、塑料袋、雨衣和垃圾，還有一百多個樁、一座將天池劈成兩半的破敗木橋。結果是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站出來批評，同時受到批評的還有過度人工化、城市化，亂占地建房、毀壞自然遺產等在小城鎮和風景區中層出不窮的問題。《人民日報》上的政論告訴我們，這叫“建設性破壞”。這種破壞，讓雁蕩山溪流干涸，讓昆明滇池水質惡化，讓襄樊的千年古城墻被夷為平地。
你也不得不忍受城市突然出現的這些東西：某張耗資過億的城市名片、某個為了贊助費用的地產節、某個毫無意義的大橋長度、某個做廣告用的巨型雕塑，然后，你無能為力地看著城市失去某個充滿人情味的老城區，某座墻壁有著涂鴉的舊騎樓、某個周六用來表演粵劇的小廣場。你猶如生活在電影《死亡詩社》當中，百年老校的校訓是：“tradition,honor,discipline,excellence”，年少氣盛的孩子們卻要將之改成“travesty,horror,decadence,excrement”——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某顧問說，城市化會引發緊張性頭痛。
但更大的問題是，緊張兮兮的中國城市，正沿急功近利的發展公式變得千篇一律，失去味道。即使在我們的生活中，同樣存在“建設性破壞”：有人說80后的選擇帶來了商業化和草根化，而拋棄了文化的深度;有人說網民發明了論壇、人肉搜索引擎，也發明了價值混亂的時代。有著社會進步需要保守下來世界觀的作家阿城，通過“艷照門”事件發現了“百無禁忌是可怕的”。有人開始追憶上世紀80年代，有人發現中產階級對社會的需求其實是保守穩定。
社會急躁讓保守主義存在生存空間。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香港《明報》經歷過一場漫長的改革。最喜愛的史書是《資治通鑒》的金庸希望制度化，但又不希望因為改革而引起《明報》內部的大動蕩。于是他選擇了保守主義：“改革要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東改一點，西改一點…進步太慢，還是勝于急躁而釀成了重大錯誤。與其失足，還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試一試，不對就立即縮回。”創新和發展不應該被反對。
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變來變去，不叫創新;沒有方向，不叫進步;只破不立，不叫發展。在浮躁社會，標志性建筑的陰影掩蓋了城中村的雜亂，電視明星于丹創新了《論語》的解釋，房地產商每天都在電視廣告里教育你新的居住概念——這甚至讓人懷疑：我們是不是在用創新的名義偽創新，用發展的名義搞破壞?禪宗大師說“平常心是道”，但人人都被不進則退的生活邏輯逼得失去了耐性。高速前進的社會學，需要的是玄幻感而不是平常心，50年的未來實在太遠，5分鐘的奇跡已經足夠。
任何新的東西不能保守下來的話，都會沒有意義的。啪，放二踢腳，燦爛一下過去了。保守是一個褒義詞。就像我們的身體，我們對待我們的身體永遠是一個保守派。我不是公眾人物，只是關注人物。公眾人物要承擔的是自己的一切都該被大眾知道，他們類似官員。而關注人物，只需要大家關注他的某一方面就可以了，媒體把這兩種人物混淆。對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會和朋友說，而不會去和媒體說。如果希望自己的話語影響力擴大，是公眾人物心態。
影響力是一種權力。如今，公眾人物的生活方式是很多人迷戀的生活方式，以前沒有機會，現在有機會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固定了，公眾人物的生活方式不會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無興趣。你不愛吃什么東西，那個東西即使擺在面前你也不會去吃。你會被它誘惑嗎?
不會。你看不看《動物世界》?不看?那么對人類的認識會有很長一段糊涂期。對動物來說，不是理性決定，而是基因決定它從來不吃飽。因為吃飽之后整體的反應慢下來了，不能預防敵害。它要永遠保持自己體能、感官最好的狀態。同樣，人是吃飽就困。動物永遠不吃飽，饑餓感消除為界限。豹子追羚羊，到一定的時候會自動停下來，為什么?它“知道”再追下去，體力開始下降，被敵害捕食的危險增大，支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就是上海人說的——不合算。
因為它不思想，所以放棄也不會生氣。不像人，眼看到手的東西，失去之后特別生氣，到晚上做夢還想著這事。動物不會，等體力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再獵捕。捕到了，又絕對不吃完，饑餓感消失，就停止，剩下的另外的動物會去吃。
食物鏈有兩類，一類是一類吃另外一類，一類是多類分吃同一類。人不一樣，拼命吃，貪。人是貪婪的，他會思想所以他“貪”;動物不貪。誰說“貪”是動物性啊，憑什么誣蔑動物啊?人因為會思想，產生價值觀，“貪”是價值觀的問題。動物占有資源有限制，沒有像人那么希望無限地占有，因為它們沒思想。什么動物會吃其他動物吃到把自己撐死?
沒有那種動物，有的話早就絕種了。凡是能活下來的動物都是因為不貪而活下來的。動物永遠有一種本能的警覺，相對來說，人沒有這種警覺性。就是因為人貪，地球才會毀滅。人不肯做食物鏈當中的一環。為什么不能忍受動物吃人?人認為自己高高在上，是食物鏈的頂端，結果切斷了生物鏈。因為這個“斷”，生物鏈就不能保持一種循環，人類把它切斷了。
“知而丕顯”，是謙和虛。有人發現了一，就興奮，奔走告訴;往前再走走，知道九，狀態就不一樣了;等你知道十的時候，你早就明白還會有更多的。當年《棋王》在刊物上發表，主人公提到巴爾扎克的小說《邦斯舅舅》。老人們就說怎么會這樣啊，意思是掉書袋了。教育就是種下一顆種子，后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因為經歷，會有所悟，那就是種子發芽了。用你自己的經歷澆灌它，它會發芽。現在這么多人在宣揚所謂個性，其實知道共性才會知道個性。
對共性知道得越多越清楚，個性也才會更清楚。人被共性異化的時候，才該宣揚個性，抵制異化。個性是很難的，它是原創性，創造性，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的。我?沒有。我是愿意做建設性的事情。不過做建設性工作的人非常多。當年有人說《棋王》好，我覺得它只是在水泥地縫里長出的一棵草。如果是一片草地，它長得比較高，就是說大家做得都非常好，你比別人還好一些，那才是重要的。水泥地里鉆出棵草，算什么。我一直強調生態。
一片草地是說小說生態。我覺得小說生態比高出的那棵草更重要。現在是文化生態被毀了，還沒恢復。不要去說什么文藝復興那種大詞，老老實實先恢復生態。我們總在說文化，其實這樣說的文化只是知識的意思。“文”的本意是紋、章，按照一定的規矩造成，引申為人之間的關系、規定，制度、契約。
文是相對武而提出的。人的本能是武的，也就是動物性。文是對武，也就是動物性的約束。相對武化，文化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禮儀也是文。禮儀并不是周公發明的，是人類從社會性動物那里帶來的。社會性動物當中有非常多的禮儀來維持物種的存在。對資源的掠奪和占有，是動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
為什么這種掠奪占取資源的武性絕不能通過生物技術去掉?動物行為學家勞倫斯提示我們，去掉的話，人類也就失去創造性了。人和人之間、國和國之間隨時在發生關系，我們應該隨時注意整個關系。有些東西被破壞了，這個系統會不會崩潰?
NBA為什么好看，因為高高跳起來接球那一剎那，要知道隊友在哪里，隊友和對手處在什么關系當中。因此，所謂的團隊精神就是關系至上，整個社會都是這樣的。中國在關系這方面是有點早熟，過分成熟。過分成熟就是一種異化，已經變得不是原來的樣子。反對、警惕的應該是異化，異化之后創造性就沒有了。這個異化應該梳理掉，但是文化不可以被梳理掉。一個人如果老謀深算，但還有創造性，可取;
如果他老謀深算到連一點建設性、創造性都沒有了，就是被異化掉了。我們要記得一個底線，就是我們人有“武”，也就是動物性、攻擊性，這一點要保持，這是我們的創造性所在，凡是沒有這個就是文化被異化了。比如說儒家，孔子非常棒，但是漢儒、宋儒、明儒、清儒，儒一次次被異化。
異化得一塌糊涂的時候，我們說中國文化出了問題，孔子出了問題，儒家如何如何，其實，是異化的問題。拿艷照給你爸看?直接拿給他看，在禮儀上叫冒犯;不要去做冒犯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通過其他的途徑。你可以在實驗室做艷照的反應試驗;但出了實驗室在社會上就叫冒犯。你做冒犯的事情，之后你跟人家的關系永遠被自己破壞了，這就是我們說的瓶中的魔鬼放出來，永遠裝不回去了。禁忌，越是原始的民族，禁忌越嚴格。
因為一定是這些禁忌的東西曾經把這個氏族或者附近的氏族毀滅了。不可能百無禁忌，百無禁忌的人掌權是很可怕的。我們小時候被教育不要騙人，不要撒謊，人類其實是在撒謊當中存在的，撒謊就是因為有禁忌。但撒謊是分為惡意的與善意的。
兒子從軍戰死，不是常常要對他們的父母瞞一下嗎?就是善意的，不瞞，老人會一下死掉的。有一些東西在人與人之間是不能說開的。對關系的分寸掌握需要一個學習過程。如果經驗斷掉，禁忌不再遵守的話，大了說就是傳統斷掉的話，有無數人會受到傷害。我們的每次進步都是需要保守的，保住守住，將進步落實下來，成為一個保守的形式。比如說廈門PX事件的經驗，要轉換或者說保守成一個法律條文，以后各個地方碰到這種問題，就可以引用律條，不必援引事件。
任何新的東西不能保守下來的話，啪，放二踢腳，燦爛一下就過去了。保守是一個褒義詞。我們對待我們的身體永遠是一個保守派。女人總是想將青春保守住。任何疾病都是對身體的破壞。人在努力抵抗這些變異、破壞時，就是身體保守派。英國之所以整個社會能夠發展到今天，就是因為保守派起很大的作用，它把英國的每次進步都保持下來，不能讓它再后退。保守派對于激進左派更多的質疑是——你的進步意義在哪里?基因的每次有益變異，假如能夠保守成功，就會遺傳下去。
我對自己的認識，對自己世界觀、人生觀的認識，從小學畢業開始就固定了。以前物質嚴重匱乏，各種方面的關系險惡，個人承擔比較重，所以生活方式、世界觀等等都會形成得很早。現在，新生代普遍成熟晚，幼稚化，20歲了很多事物還不懂得。時尚潮流鼓勵大家幼稚，其實幼稚是一種生殖策略。
現在的年輕人茫然，很普遍。你們接受的整個教育都是一種價值觀，但是這個價值觀是虛偽的價值觀，一旦進入社會，你會發現一切不是這樣的。現在大學生畢業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拿到什么，不覺得要承擔什么。西方人擔心20年或者50年之后，怎么跟中國人打交道，因為到那個時候，獨生子女這一代人在掌管中國。這代人的成長過程中缺乏協調、妥協能力，而這是國際交往中必備的素質，西方人不知道這些新生代中國人會做出什么，畢竟是他們掌握著核武器的按鈕。
這是不懂得妥協的中國的數代人，他們任性，而任性是特別麻煩的。對策?我沒有。思考這個社會是一回事，改變世界是另外一回事。如何改變社會，是一流的能力，我不是一流的人才。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如何應對。保守的價值，無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創新。貨真價實的創新，自在而穩健的保守，非常罕見、非常難。
陳丹青:在我們這里，定義“保守”，很麻煩。我們會說懷念計劃經濟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為那個年代曲意辯護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進的新說，而在本土被目為激進的“自由主義”，則屬西方的傳統右翼價值觀…文藝圈，沿襲70年代創作教條也會被譏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認同古典傳統，譬如試圖從宋元明清汲取資源的國畫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種新機。中國大致有兩種“保守觀”，一是指“五四”運動對整個中國文化大統的指控，并被組入新政權的意識形態;一是改革開放后，誰要是認同此前30年，通常也會被目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許多人錯了又對了，對了又錯，總之，在中國，“保守”是個被說壞掉的詞。
“文革”時期說你保守，輕則批判，重則交付政治裁決，多少干部學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來，“保守”一詞仍不光彩，在政治領域意謂抵制改革開放，在文藝領域，新一輪文化激進主義持續升溫，唯“新”是從，你曾聽哪位藝術家坦然自稱“保守”嗎?陳丹青:論繪畫實踐，我是個“保守”的人。“文革”結束后，文藝創作大趨勢都是擺脫過去，迎向現代，可我回頭追尋19世紀現實主義，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戀廣義的傳統藝術和古典美學。
如今有評論認為“西藏組畫”是當時的“當代藝術”，很另類，甚至“前衛”。假如“前衛”、“另類”是指在那個年代試圖擺脫教條，是的，我做了那樣的事，但絕無“創新”之念。“文革”教條就是以“創新”一說給逼出來的，所以我厭惡，并從不相信“創新”這個詞。
在中國，“創新”也是個被說壞掉的詞，一如“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后”、“左派”與“右派”…都是被糟蹋的詞語。曾經絕對意味著政治后果。改革開放以來，這些詞語的威脅感逐漸消褪，但有時仍被掛在嘴上，變成欺世之輩或迂腐之人的大話、空話、廢話，或轉成實用的謊言——早先，革命文藝家們對“創新”多少有點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藝界學術圈，則“創新”一詞是個心照不宣的圈套，成為利益壟斷的交換籌碼之一。當我在學院表格看見“有何創新成果”一欄，我立即明白：又一個詞被糟蹋，同時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寫稿子不用這類詞語。即便用，我會加上引號或“所謂”二字，留出懷疑諷刺的余地。陳丹青:“保守與創新之間的關系”?你要是參加過50年代直到“文革”的各種會議，聽過領導或藝術家的發言，你會非常熟悉這句話。可我看不出中國文藝曾經清醒地面對——更別說解決——所謂“保守與創新的關系”。有些藝術家只認傳統作品，拒絕新藝術;有些則一味崇尚新玩意兒，對20世紀之前的藝術毫無感覺，不幸這類偏見與偏執，太多了，絕不僅止藝術。這種對立的意識，割裂歷史，其實保守也好、創新也罷，都來自一種整體感、歷史感。
昨天與今天是什么關系呢…如前所述，當“保守”與“新創”等等詞語被政治化、絕對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們喪失了歷史感。陳丹青:反對什么、贊成什么，這也是我輩聽得太熟的句式，屬于官話。事實是，貨真價實的創新，自在而穩健的保守，非常罕見、非常難。《新周刊》:各國都有保守主義、保守分子、保守勢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帶來的價值?陳丹青:在現代國家，保守派與革新派是一組真實的張力，有效換取平衡，至少，民眾在具體而微的事物——預算、稅賦、福利、墮胎等等新老問題上——有所選擇。
最近我回紐約探親，趕上大選，希拉里和奧巴馬不都是同黨么?那份死纏爛打呀!可是民眾那么當真，分成兩半，人山人海，所到之處，搖旗吶喊，鬧半天，還沒跟共和黨候選人，那個70多歲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謂保守勢力——交手呢!保守的價值無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創新。
還是說紐約。在我回去的一周，紐約最重要的現代畫廊老板瑪莉·布恩剛剛以她在中城與下城的畫廊，分別為兩位中國人——艾未未、劉小東——開辦個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漢現代美術館隆重舉辦蔡國強巨型回顧展。邀請三位中國人占據他們最顯要的畫廊和美術館，本身就是大膽創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會美術館正舉辦中國14世紀書法專題展、法國17世紀宗師蒲桑和19世紀大師庫爾貝特展…
以上節目只是本年度紐約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邊有所“創新”，哪邊趨于“保守”，這一切構成活的歷史。《新周刊》:對《退步集》而言，如何理解它與保守之間的聯系?退無可退，就是進步，保守是否亦代表著一種進步的價值觀?陳丹青:《退步集》書名常被誤解和引申。我畫得少，退步了，出了本書，也談不上進步，僅此而已。“保守是否也代表著一種進步的價值觀?”要知道，“進步”一詞也給我們說壞掉了。
一個挺好的詞被說壞了，多可惜，多尷尬呀。我們當然渴望進步，但進步不是過河拆橋，一如“新”并不就是“好”，“舊”并不就是“壞”。當一個或一對詞語被賦予太過分明的價值判斷，話就被說死，失去余地、沒有退路了。陳丹青:整體而言，我們有何可做?這一百多年中國人做得太多了，如今還剩下多少值得我們保護而堅守的信念或事物么?一些零零碎碎的舊風俗、老習慣、好教養，倒是正在這里那里被些許個人勉力恢復著、維護著，哪怕是茶道、蒔花、禮貌的語言、有教養的沉默、耐心傾聽、委婉拒絕…
我可能離題了。我們是否應該先開個單子，看看曾被視為“保守”的事物是些什么。陳丹青:文化激進主義列車百年來不斷提速，目前一時煞不住。假若我們終于意識到“保守主義”的真意，可能遲了。譬如城市建設，那么多珍貴的城鎮街區，拆都拆了，還能怎樣?再譬如種種倫理道德，你講孔子，開國學班，收取高額學費招攬企業主管高等白領來聽講，你真的相信他們聽過之后，做起生意就開始講點仁義道德嗎?
所謂保守，反過來說，即盡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毀壞。不止中國，世紀以來世界范圍的種種敗筆、災禍、大不安，都因為太激進，太聰明、走得太遠了。先進國家近年大致都選擇了保守派領袖，但愿為時不晚。陳丹青:魯迅是點燃文化激進主義的那一代人。在他之前、之后，陳獨秀、胡適、瞿秋白、王明…比他更激進。
不論主張，老牌保皇派辜鴻銘的姿態言行也比魯迅更激進。這代人的種種激進尚有苦衷、有必要，也有資格，他們確曾活在歷史關頭。他們沒看到文化激進主義在1949年后的偉大景觀——廢墟的景觀——換在今天，我相信，魯迅會反省自己的言行。他那時就不斷反省，譬如對進化論失望，對左翼齒冷，對任何新主義的尖銳的懷疑，等等等等。
“他的保守做派何為”，我不很懂這句話。我只知道魯迅贊成中小學生用鋼筆而不用毛筆，但他畢生使用毛筆、豎著行文、用舊式信箋，從書寫的意態看，字字恭謹而享受。他和鄭振鐸苦心孤詣搜集出版“北平箋譜”，不厭其煩;他不喝咖啡，但建議少讀中國書;他不穿西裝，但喜歡好萊塢電影，有一回看了《復仇艷遇》，晚上寫信告訴兩位年輕朋友，一說是“以為甚佳，不可不看也”，一說是“覺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他攻擊禮教，諷刺二十四孝圖，但至死奉養老母，以舊式規矩給母親寫信，每信開頭畢恭畢敬：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
我于是看見五十多歲的魯迅穿著長衫跪在媽媽跟前，低于膝，變回他與閏土玩耍時那么幼小——中國古文造作得多么好啊：“母親”而且“大人”，還不夠，還要“膝下”，如此恭敬到優美的文字不值得守護么——再看落款：我并不是說，這便證明魯迅“保守”。以我私心揣度，他其實這樣地寫著，可能有點為了好玩。陳丹青:說來話長，僅舉一例：二十多年來，木心先生遲遲不在大陸印行他的著作，理由之一，是不習慣簡體字。然而國家不愿守護繁體字，明文規定不準許，有什么辦法呢。
陳丹青:心靜下來就好——靜得下來嗎?目所能及，我們看不到幾例貨真價實的“創新”，也不見穩健而自信的“保守”，多是亢奮躁急。說到文藝創作，我在域外目擊的保守之狀，大致生機勃勃，嶄新的創發則悄然潛沉，不聲張，忽然就亮了出來——人家從來不提什么創新不創新。藝術事小，我們國家大局尚且塵埃未定，弄藝術的能夠虛靜自守，便是大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