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第39屆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在瑞士小城巴塞爾如期舉行，這一次，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家更多地看到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最新面貌。北京現在、北京U空間、上海香格納和廣州維他命四家中國畫廊經過組委會的嚴格篩選，帶著本土藝術家作品成功邁入巴塞爾，中國當代藝術再次以較為強勁的勢頭出現在國際主流藝術圈。

在中國內地，一段時期以來，巴塞爾每年從上千家世界畫廊中只篩選出300家的高門檻性，令其被一度“神化”，能獲得一張通往巴塞爾的參展門票，仿佛就打開了一條通向世界的藝術之路，因為在短短的幾天展期中，握著這張“門票”不僅能在巴塞爾這座瑞士小城，遇到世界頂級的藏家、藝術家、藝術機構、媒體等高端群體，而且自身也由于“門票”的含金量躋身于頂級畫廊之列。因此不少內地畫廊將入選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作為提升品質的目標之一。

不僅如此，那些作品被畫廊帶入巴塞爾的藝術家，由于有機會聚焦在頂級藏家的關注中，使得知名度與身價陡增。比如張曉剛、方力鈞、王廣義、岳敏君等一大批現在當紅的藝術家均在歷屆巴塞爾及其他國際重要展覽中，逐漸走向了國際舞臺。“巴塞爾”名片變身為藝術家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籌碼。

除此而外，各類藝術博覽會也在發展初期將巴塞爾模式作為參考樣本，并一度雄心勃勃地希冀在中國打造自己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而幾年過去，巴塞爾不再是畫廊亮相國際市場的唯一途徑，中國藝術博覽會也仿佛放棄了在本土創造另一個“巴塞爾”的夢想與雄心，紛紛建立起適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巴塞爾“買氣”無法復制此次進軍巴塞爾的四家中國畫廊，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藏家、藝術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特別是“藝術無極限”單元中，北京U空間推出的邱黯雄裝置作品《前塵新大陸架的沉降》，出人預料地將重達45噸的整節火車車廂搬進了展廳，成功聚攏了現場對中國藝術探尋的目光。

在這件作品中，設于車廂外的24個投影儀將中國歷史圖像播放在車窗上，在音像的效果下，令人直面歷史。據U空間岳鴻飛介紹說，該件作品成為所屬單元中參觀人數最多的一件，由于車廂內參觀空間有限，很多人都在車廂外排隊等候。據了解，展會結束后，這件花費了40萬美金從中國運去的裝置作品被某歐洲機構以40萬歐元購藏。除了邱黯雄作品，北京現在畫廊作為“主要畫廊”的參展方，現場氣氛也一度被來自各地的藏家掀起陣陣購買高潮。

畫廊負責人黃燎原向記者介紹說，巴塞爾博覽會最具魅力的并不是外界看來十分嚴格的篩選程序，而是多年品牌影響下，由藏家認可所形成的無法替代的“買氣”。北京現在畫廊的申報及通過審核的過程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在黃燎原看來，巴塞爾對參展畫廊的審核除了要求開辦年限在三年以上外，更主要的是評定畫廊對藝術家的培養以及舉辦展覽的質量。去年9月，北京現在畫廊舉辦的“七宗罪：中國現代藝術展上的七個行為藝術”，因為對溫普林、肖魯、李山等藝術家曾經引起轟動的7件行為藝術做了具有“文獻”意義的梳理，引起巴塞爾評委的高度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次展覽成為北京現在畫廊進軍巴塞爾的敲門磚。

而在展會現場，黃燎原更堅信巴塞爾的“買氣”是其他博覽會難以取代的。展覽首日，北京現在畫廊的展位前便出現了排隊購買作品的人群。賣出的第一幅作品出自女藝術家楊柳，“分別有四批買家看中了楊柳的作品，第一批要折扣，我們沒有同意。第二批見到這種情況高興地和我擁抱，說‘我不和你談折扣，要定這幅作品了！’并一再聲明自己是真心喜愛這件作品，保證不會為了牟取更高利益而轉手。

”黃燎原向記者介紹說，長期以來，北京現在畫廊內部便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律，“以是否喜歡楊柳作品作為檢驗藏家水平高低的標準”。在北京現在看來，楊柳作品中沒有任何流行元素，單純地表達了藝術家的個人感受。能夠喜歡其作品的買家，“很少是將作品拿到拍賣行套現的炒家”。因此，楊柳作品在巴塞爾的“受寵”，在北京現在的工作人員眼中，便是藏家熱情的真實涌現。“在這里，很多人都是真心喜愛藝術，為藝術而來的。

”據了解，北京現在畫廊帶往巴塞爾的作品以年輕藝術家為主，定價在一萬到三十幾萬歐元之間，短短一周時間，這些作品有一半售出。“主辦方規定每天在展位上掛出的作品不能更換，如果容許更換，我們帶的作品會全部售罄。”除了巴塞爾聚集的“買氣”，買家對藝術的尊重也令黃燎原感動不已。一對荷蘭老夫婦在買到一幅張曉剛的作品后，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們對黃燎原說。自己非常喜愛張曉剛的作品，但與其失之交臂長達10年之久。當工作人員提出希望簽訂“免送拍”協議，保證作品不被轉手時，剛才還滿臉動容的老人，馬上像受到侮辱一樣高昂起頭大聲地說：“在我們死之前永遠都不會出售這幅作品。

”黃燎原說：“我被徹底震撼了，突然覺得在對藝術如此尊重的兩位老人面前，簽訂協議不僅多余而且毫無道理。”購買了作品后，兩位老人還興致勃勃地參加了現在畫廊設于廣場上Vido藝術作品《相對論》的拍攝。而第二天，他們又相攜來到現場，遞給黃燎原一份名單，名單中記載了一些歐洲炒家的名字，老人提醒說：“這些人會把買到的藝術品送到拍賣行”。除了這兩位老人，剛剛回到北京的黃燎原收到了一項在展會中售出作品的匯款，匯款額比原先商定的整整多出1000美金，這位購買作品的歐洲藏家在附言中注明，多出的1000美金是捐給四川災區的。

在記者采訪當日，黃燎原已向中國紅十字協會以藏家的名義將1000美金寄出。黃燎原說，歐洲藏家對藝術的真誠和喜愛是目前中國藏家很難具備的，也使得巴塞爾模式在中國發展缺少文化根基。中國當代藝術博覽會能否套用“巴塞爾”模式5月14日，為期5天的首屆香港國際藝術節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百余家來自世界各地的畫廊集體亮相，一時間好評如潮。而它的成功舉辦，使得內地以北京CIGE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藝術北京、以及上海國際當代藝術展為代表的中國當代藝術博覽會不僅要應對相互間的博弈，更要共同面對“香港國際”憑借免稅和地理環境的先天優勢，對國內畫廊資源進行拉攏的挑戰。

而此后不久，又有消息傳來，由文化部主辦了兩屆的“國際藝術品投資與收藏博覽會”也將更名為“2008藝術中國博覽會”，一改前兩屆較為混亂的定位，走向以畫廊為主的展覽模式。相比CIGE、藝術北京和上海當代，藝術中國的政府背景以及由此帶來的部分資金支持和運作便利，將前三者完全依靠民間資金運轉的博覽會擠入了更為狹窄的資源空間。

畢竟，以畫廊集中的北京為例，可稱得上畫廊并有實力參加博覽會的不過200多家。這200多家畫廊便成了內地四個主要當代藝術博覽會爭奪的籌碼，而在這場近乎殘酷的競爭中，又不時會有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巴塞爾邁阿密藝術博覽會、德國卡塞爾文獻展、法國FIAC博覽會、倫敦Frieze藝術博覽會、德國科隆國際藝術博覽會、西班牙馬德里當代藝術博覽會、巴西圣保羅雙年展等吸引中國畫廊走出國門。

在資源缺少，而博覽會不斷涌現的形勢下，中國當代藝術博覽會能否套用“巴塞爾”的成功模式，演繹出帶有“巴塞爾”印記的中國神化？答案仿佛是否定的。高額關稅制約中國藝術博覽會走向國際化雖然藝術界不斷呼吁政府吸納發達國家藝術品行業經驗，降低國外藝術品進口關稅，但30%多的藝術品高額進口關稅長期以來仍然高居不下。使得國外畫廊在中國藝博會中銷售作品受到嚴重阻礙。

首先，由于涉及關稅問題，售出的作品雙方不僅不能當場現金交易，而且很多買家不愿為關稅買單。據悉，2000年上海博覽會中，國內一位買家希望購買標價為100萬美元由法國法蘭西畫廊推出的羅丹雕塑作品《思想者》，但交易過程中，除了100萬美元，該買家還需按照當時關稅交納67萬美元稅額。

半數多的稅款，使得買家一度望而卻步，交易也反復受阻。相比之下，記者從剛剛結束的“香港國際”中獲悉，由于香港藝術品交易免稅并能夠自由進出港，使得畫廊與藏家間的交易能夠即時完成。這一先天優勢，對于內地受高額關稅制約的各個藝術博覽會來說，幾乎是致命的打擊。

剛剛受命接管“藝術中國”的負責人姚薇向記者介紹說，2002年她和現任“藝術北京”負責人董夢陽籌備第一屆“CIGE”時，就呼吁有關部門認識到降低關稅的重要性，但直到現在，她幾乎放棄了。“我們的呼吁沒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對于那些國外參展商而言，關稅卻是將其擋在中國市場之外的絆腳石。“毫不避諱地說，我們當時的一項服務內容就是教國外畫廊如何少繳稅。但是，歐美國家的納稅意識很強，我們的種種‘策略’往往不被其接受。

”廣州藝術博覽會負責人陳遠遠也向記者坦言：“藝術品關稅如果依然高居不下，海外畫廊帶來的優秀作品必將難以銷售，一方面，他們可能參展一次后便遠離中國博覽會，另一方面即便再來，也不會帶高價精品，中國藝術市場便看不到國外的優秀藝術品。

這樣，沒有國際知名畫廊的長期介入，中國藝術博覽會的“巴塞爾之夢”就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藏家基礎薄弱難以吸引國際畫廊雖然受到關稅的制約，使得國外優秀畫廊一時難以進入中國藝術博覽會，但具有十多年大型博覽會組織經驗的董夢陽認為，關稅問題遲早會得到解決，而且它也并不能成為影響中國藝博會走向國際化的主要障礙。自5月份香港成功舉辦“香港國際”后，董夢陽開始陷入反思，有了香港的沖擊，中國內地尤其是北京的博覽會將怎樣利用自身特點走出自己的道路。

“香港的優勢除了免稅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外，就是服務意識。而北京擁有重要的藝術資源：國內幾大重要藝術品拍賣行幾乎都匯聚于北京，加之以798為中心的藝術區不斷輻射、擴大使得近幾年畫廊的發展速度直線飆升，為內地藝術博覽會提供了一定的發展基礎。”北京成為香港無法替代的文化藝術創作源頭，“北京這種群落生根的藝術本質很難移植到香港。”當質的根源優越性明顯凸現于香港時，關稅、服務、地理位置仿佛是一棵具有強勁根莖的樹上的枝枝蔓蔓，只要加以澆灌便能綠樹成蔭。

而現在中國藝術博覽會之所以不能茁壯成長，最關鍵的原因是缺乏灌溉的“水源”，即優秀的藏家。董夢陽說，目前所有關于藝術的論證和爭吵都源自中國對藝術教育的缺失。“歐洲的孩子從小生活在美術館、藝術展覽中，他們對藝術的領悟與熱愛發自內心。而中國大多數藏家還停留在以尺幅論價格的混亂購買階段。

”對藝術理解的缺失，使得很多藏家即便遇到海外優秀作品也由于“無知”而與其失之交臂。在2005年仍然由董夢陽主持大局的“CIGE”中，組委會請來了世界頂級畫廊———美國高古軒，并帶來12幅美國波普藝術運動發起人和主要倡導者安迪沃霍爾的作品。原本組委會為能請到如此重量級的畫廊而感到興奮，希冀通過高古軒的參加提升博覽會的品質，號召更多的國際優秀畫廊入場。而高古軒畫廊也對剛剛萌芽的中國當代藝術充滿興趣，他們在展覽前對媒體表示說：“中國CIGE今年還只是第二屆，就像一個BABY,但很高興看到中國已經出現這樣與國際水平同步、如此關注當代藝術的博覽會，我們對它充滿信心。

”可是，展覽結束后，雙方都陷入意想不到的尷尬境地。中國買家很多并不了解高古軒在畫廊界占有的重要地位，更對其帶來的藝術家作品安迪沃霍爾一無所知。結果，整整一個展期，高古軒沒有賣出一幅作品。當時負責招展工作的姚薇回憶這段經歷時至今仍心懷不忍，“展覽第三天，高古軒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幫助他們找到買家，哪怕賣出一幅作品也好。

”姚薇說，“不能說中國藏家沒有經濟能力購買，在高古軒的斜后方，一家畫廊推出的劉小東作品被買家以50萬元人民幣購得。但高古軒的作品就是沒有人買。”由于無法為高古軒找來買家，在之后的幾天中，姚薇都滿懷歉疚地繞行于高古軒的展位前。然而，正是這次高古軒的失望而歸，使得董夢陽不再對中國藝術博覽會能夠走向國際化報以盲目的樂觀。“看似高古軒來了，可是由于中國買家所受藝術教育的欠缺，使得博覽會并沒有給高古軒帶來任何經濟效益，到了下一屆，不但自己不會再來，而且還會告訴其他畫廊‘等十年后再來中國吧’。

反而起到一個反面的消極作用。”在董夢陽看來，過分追求國際化而不考慮本土因素的制約，就好像天天將“時尚秀”放在農村一樣，由于嚴重脫離生活而沒有任何意義。“只有農村發展為都市時，時尚秀才發揮出自身的魅力。”藝術博覽會也是一樣，當買家具有足夠知識了解國外藝術市場后，凝聚的強大購買力才會吸引海外優秀畫廊接踵而至。中國藝術博覽會形似，神不似2004年董夢陽組織首屆CIGE時，北京798內的畫廊屈指可數，因此從畫廊成員看，那一年人們看到一個極具亞洲味道的藝術博覽會，參展的62家畫廊中，只有21家中國畫廊，2/3主要來自于韓國和日本，另外各有一家畫廊分別來自美國和意大利。

而這種畫廊的分配格局也成為CIGE在之后的發展中極力維護的。在其今年4月初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中，負責人王一涵一如既往地向媒體強調了本年度畫廊博覽會中成員的國家配比。然而，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味追求參會成員的國家配比，只是從形式上保證了博覽會的“國際化”，至于本屆參展的國外畫廊，到了下屆能否依然出現，則是主辦方及媒體忽略的。逐漸的，中國藝術博覽會陷入只追求“形似”的誤區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畫廊批評說：“巴塞爾有論壇，我們的博覽會也請幾個人往臺上一坐，找些學生在臺下捧場；巴塞爾有主題展，我們也蜻蜓點水地設置幾個主題展。

但實際上這些工作完全流于形式，并沒有起到社會效應，只能形似，無具神韻”。遭遇過與高古軒的尷尬后，姚薇在“藝術中國”的籌備中顯露謹慎，由于曾經負責GIGE的招展工作，加之自身若干年在日本的生活經歷，姚薇比旁人更具有能力獲得展商資源。

“但是即便把巴塞爾的三百家畫廊都能請來參加今年的‘藝術中國’，‘藝術中國’就真得能變成巴塞爾嗎？”“就像去年的上海當代，博羅尼亞帶來了很多資源、畫廊、技術并將其直接空降到上海，好像一個異地展，“形”是足夠像了，但如果得不到中國買家認可，光憑主辦方邀請的藏家，最終也會“水土不服”難以維持上海當代的逐年發展。”在姚薇看來，巴塞爾、香港當代等優秀博覽會的神韻在于博覽會對藝術真諦的領悟，好的博覽會不需要過多地宣傳便能吸引買家的目光，“巴塞爾開幕時，觀眾在整個城市都找不到任何宣傳招貼。

在香港當代，展廳位于會展中心的二層，一層竟然看不到任何指引的‘水牌’。主辦方都在盡量弱化外在的‘形’，旨在將藝術的本質呈現在觀眾面前。”相比內地的藝術博覽會，由于‘質’的先天欠缺，很多都在“形”上大做文章。

“今年整場以綠色為主題，明年又開始走紅色。招貼廣告在展廳門口像一堵墻一樣高高掛起，引路的水牌幾乎在人們一下車便能看到。而主辦方每次最為關心的也是請了多少家媒體、來了多少觀眾。”直到今年CIGE結束后，主辦方向外界公布總成交額高達4000萬美金，人們才開始對博覽會的成交本質發生興趣。然而也有參展畫廊質疑，“展會期間，主辦方從來沒有在我們畫廊詢問過成交情況，不知4000萬美金從何而來。

”如果畫廊的質疑屬實，那么CIGE公布的數據又將是一件華麗的“外形”，其目的無非為了彰顯展會的“買氣”。中國藝博會怎樣在博弈中生存雖然中國內地藝術博覽會還處于較為初級的發展階段，不足以與其他國際知名博覽會抗衡，更難以成為巴塞爾的中國翻版，但只要發掘自身的潛在優勢，在競爭激烈的各類藝博會中，尋找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生存之道也并不困難。在北京，除了CIGE和藝術北京，另外兩個博覽會：首都藝術博覽會和中國國際藝術博覽會由于參展商大多來自畫店或個人，無法與前兩者相提并論，往往受到業內人士的冷遇。

然而也有相關人士認為，這兩家藝術博覽會在激烈的展會競爭中，頑強生存十幾年，對于主辦方來說一定是盈利的。雖然口碑不佳，但選準了自身的發展方向，將不同層次的藝術資源進行細分，找到了自己需要的那個部分。而CIGE和藝術北京，從執行人到風格定位都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也有人指出，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不明顯，記者也發現,在2007年兩家博覽會的參展畫廊中，有20家是重合的，約占北京畫廊總數的1/10。

而這種一家畫廊在一年中參加兩個同城藝術博覽會的狀況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受畫廊資金以及精力限制，加之上海當代和香港國際的吸引，最終大多數的北京畫廊會在CIGE和藝術北京中選擇其一。兩強相爭的結果，要么彼此均衡發展，平分市場資源，要么其中一家最終被市場淘汰。而在記者采訪的過程中，董夢陽抑制不住挑戰的激動，他向記者透露說，明年的“藝術北京”不僅要擴大為春秋兩場，而且春季的日期早于“CIGE”幾天。

藝術中國作為離“政府最近”的藝術博覽會，在資金方面顯得比CIGE和藝術北京寬裕許多。因此其低廉的展位價格在三者間極具競爭力。記者了解到，今年11月將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藝術中國，一個高17米，面積9平米，在一個展期內的租金僅為16200元。不過，有了GIGE和藝術北京的高端定位，姚薇對分搶兩者的畫廊資源并不感興趣。

她將“藝術中國”的定位劃分在中檔畫廊區間。并打算在展覽中推出“買得起的藝術”項目，使普通百姓以一萬元以下的價格將原創作品帶回家。雖然巴塞爾對于中國藝博會來說，曾經是一個希望企及的夢想，但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藝博會越來越理性地感到“巴塞爾”之夢依舊十分遙遠。

在發展的最初階段，中國各類藝博會只有細分市場份額，才能在有限的空間中找到自己的生存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