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已經走過，本年度中國油畫及雕塑藝術領域最引人矚目的現象，是高價的不斷涌現、紀錄的不斷被打破。全年拍賣價格超過千萬元的作品粗略統計共約67件，數量之多，遠遠超過之前歷年的總和，其價格總額也已達到逾15億元之巨。中國油畫雕塑拍賣的最早平臺搭建于1985年，這一年佳士得公司在香港設立了這方面的專場。近十年后，1994年，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嘉德一成立便推出了油畫雕塑專場。

再經十年，方始形成多家共競的局面。粗粗逾20年過，然而，這20多年基本處于培養市場階段，其間沒有出現千萬元價格作品。之前的最高價出現在中國大陸最初有拍賣的1995年，《毛主席去安源》605萬元被中國建設銀行收去。這是一個特例，《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其間各種印刷品加起來有數億件，已然成為歷史文物和社會紀念，之后10年再沒有出現過如此高價。主持購買《毛主席去安源》一事的，是時任建行行長的北京市前市長王岐山。在當時看來似乎是發瘋了的事，如今單從增值角度也是不菲——以目前的市場價格來估算，其價格至少是數億元，更不用說塑造銀行的形象、保存民族歷史等方面的價值了。

一個有識度的領袖，不論商人抑或政界領導人，會越過短期迷障，看到他人所未看到，做出勇氣的判斷。而事實明確，眾人為了眼前利益等諸多考慮而保持沉默，創造歷史的是敢于打破沉默、敢于決斷并力行的人。2005年，中國油畫雕塑首次出現千萬元作品，并且總數達到7件。

價格最高的為徐悲鴻《珍妮小姐像》2200萬元，次席是趙無極的三聯畫《Juin-October1985》，1804萬港元，接下來的幾位分別為常玉、廖繼春、潘玉良、陳衍寧。陳衍寧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被視為紅色經典中的經典，1012萬元被瑞士的收藏家西克納入囊中。如果加上油畫、彩墨兼擅長的吳冠中兩幅彩墨作品，2005年的千萬高價總數則是9件。值得注意的是，這9件作品均為經典作品，當代作品沒有出現一幅如此高價。

再來看2007年涌現的這67件千萬元高價作品，如果按題材和門類來看，紐約的10件、倫敦的8件，均屬于中國當代藝術范疇。香港有12件是中國經典油畫，2件介于傳統與當代之間的朱銘雕塑，其余15件是當代藝術作品。北京是經典寫實與當代作品均7件，各占一半。臺灣的6幅千萬元作品中，4幅屬于經典作品，2幅當代。

整體來看，2007年度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形成以來行情最好的一年，其出色的表現延伸到全球最主要的拍賣交易平臺。香港、北京、紐約、倫敦、臺灣5地千萬元當代部分作品數量加起來計40件，占總數68件的58.8%，接近三分之二。其中，紐約、倫敦均為當代藝術作品，也即是說，當代藝術占據了中國油畫雕塑拍賣高端市場的大部分，其市場的接受度也最為國際化。中國當代藝術高價在全球大范圍出現高價，一方面同中國當代藝術的最初成長環境有關——主要由西方來客收藏，另一方面的大背景在于國際上當代藝術的普遍走紅，古典藝術價格比不過當代藝術已是不爭事實：一方面是凡·高重要作品的流拍，另一方面是當代達明·赫斯特《鉆石頭顱》一億美金價格在畫廊成交。

藝術作品價格有高低，價值卻無確定價碼，在短期而言，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當代的價格高漲，主要在于它是屬于我們這個風云變幻時代的藝術。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信息與知識量前所未經，日豐富且多變，跌宕起伏，資訊、創意、資本、風險是這個時代的屬性，它們迅速造就了新的成功者，這些新財富擁有者以資本與自身篤定信念肯定屬于自己時代的藝術——這是目前的現狀，而這一現狀顯然不能簡單妄言好壞，它是一把雙仞利劍。在中國藝術品交易全球兩中心的香港、北京，出現一個驚人的巧合，即當代與非當代千萬元作品的數量比例幾乎均為1：1，無疑，這說明兩個中心市場相對來說容度比較大，全面。

在全面中，差異亦是顯見，即：香港在前輩經典油畫方面成績領先，徐悲鴻等多達6位畫家的作品在這里達到千萬元價格，而北京在當代寫實占盡優勢。至于紅色經典方面，只有北京一地出現千萬價格，這說明它的交易中心在北京，在留有文化和歷史記憶的中國大陸。香港、北京被視為交易中心，除市場培育時間最久、容度最大外，從成交量和千萬元天價拍品的數量上來看也是名符其實——兩地的千萬元作品加起來達到43件，占總數量的三分之二，成交額則超過9億元，占總高端成交額的60.9%.從價格紀錄來看，經典寫實與當代作品的最高價格紀錄雙雙誕生在香港，徐悲鴻《放下你的鞭子》和蔡國強《APEC項目》均超過7000萬元，達到千萬美元。

紐約、倫敦千萬元涌現數目加起來占約五分之一。從價格上來看，方力鈞、張曉剛、岳敏君、曾梵志、王廣義等人的價格紀錄均在兩地創下，然而，這一事實背后富含的意味，更多的層面還在于中國當代藝術已經擁有了公開交易的國際平臺。這個平臺的形成不易，惟其如此，更需對高價謹慎以待，只是初建——紐約蘇富比推出以中國當代藝術為主的亞洲當代藝術專場是在2006年春，而倫敦佳士得也在該年度秋拍的戰后和當代藝術(Post-war還有三件作品的高價由國人創下：香港劉鑾雄分別以逾億元買下安迪·沃霍爾和高更的作品，而雷諾阿的作品也在北京以1120萬元被上海藏家納入囊中。

與此同時，一些藏家開始在畫廊、博覽會上著手收藏國際藝術。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是當鼓勵、擊掌相慶之幸事，還是危險的發軔?應當說，對于收藏家個體而言，開始收藏國外的當代藝術作品，是視野的拓寬，是其個人趣味的選擇，無可厚非。

但對于一個機構、公共收藏而言，在目前階段卻未必就是方向。公共收藏須遵循藝術史主脈，要脫離個人好惡，且要彰顯民族文化的判斷與藝術主張。我們記得，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時，日本人支撐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驚人天價。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收藏者在經濟上付出慘重代價，而藝術市場也多年不振。

實際上，價格的背后涉及到文化自信力，日本沒有真正支持本土當代藝術的學術體制與市場機制。大和民族經濟強大了，但內心深處對其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藝術的當代走向方面沒有判斷，他們把目光轉向歐美，臣服于他者的文化、他者的眼光與規則，也便等于把自己民族文化的話語權轉手讓人。現下中國的經濟一再被拿來跟20年前的日本相比，而中國富豪們財富來的更為兇猛快捷、知識水平不若前者。這種狀況，又如何能夠判斷、選擇、支持我們新文化藝術的方向?國人視野中的國際藝術，恐怕有類當初的日本，主要是制定游戲規則的強勢的歐美藝術，絕少看到印度、俄羅斯、拉美、非洲。

同時也應當看到，縱使目前出現藝術市場火熱的狀況，也只是個別的私人資本進入，大量的民間資本、機構資本并沒有進入到收藏領域。當這些資本明白藝術的重要，擇機進入，讓他們選擇什么?是重蹈我們一衣帶水鄰居的覆轍，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力推開放自信的中國新藝術?

至于建立世界藝術館，自當是我們的目標——中國至今沒有一個世界藝術館，而是文化大國，無不要保存全人類文化藝術財富的。不是非要大國的夢，一個國家，如果強盛而不為民謀福，不是為民所享，大而霸權專制又有何用?世界藝術館是為了保存和傳播人類已創造的文化成果、精神文明，觀古鑒今，為了新的創造。但我們要建立世界藝術館，或許不是在此時。

歷史上，國外大世界藝術博物館，一類是建立在武力掠奪基礎上的，或者是廉價的非法或合法購買。今天看來，這些無疑是不值得效仿且需要譴責的。現在的美術館是建立在捐贈免稅基礎上的，沒有制度保障，沒有有效的藝術品避稅法律出臺，沒有各國各界人士通力而為，我們是不可能建立起世界藝術館的。目前，以我們的正在成長中的經濟實力，以高達33%的藝術品關稅，以還未儲備足夠的藝術人才、掌握權力、還未建立起文化自信力的情況下，一切是奢談。

目前宜以推動中國藝術為先。國外我們可以關注、應當關注的是年輕藝術，一無價格接盤之憂，二可擁有主動，體現藝術判斷力。一年之內，千萬元天價數十次炫人眼目，讓人們為之驚喜，為之咂舌，為之怦然心動。然而，我們是否更應為之沉思?思考高價背后，是保藏文化的內在沖動，還是牟利的驅使?若純然從牟利出發，如許之多天價一年間突然降臨，未嘗就不是對欣喜者與貿然者的另面提醒——利之所在，眾資聚來，而有些資之所以來，恰為謀君之資;此外，古往今來又有哪一種商品永遠價格上漲?

更需長思的，是我們的收藏選擇與文化走向——繁榮、疑慮與轉折的當口，或許恰恰隱含著建立自己鮮活而自信、有判斷、不媚不偽中國新藝術與新藝術機制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