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兩個多小時的車，終于來到艾未未位于草場地的工作室。從大路走進這片北京著名的藝術區，從臟亂差的衛生狀況來看，實在沒有感受到多少藝術氛圍，首先的印象反而是：這就是一城鄉接合部，而且還可能是比較糟糕的城鄉接合部。艾未未的工作室在迷宮般的草場地的深處。那些儉樸的斑駁的外墻和這位先鋒藝術家層出不窮的奇思妙想恰成對照，在擺著水缸、種著花草的院子里，記者看到，一身黑色T恤短打、大胡子依舊的艾未未正和一個光著膀子的手下在熱火朝天地討論一張椅子的設計思路。

他是第一個來到草場地這片“世外桃源”的藝術家。從1999年起，艾未未就一直住在這里。“當時非常偏僻，還沒有五環。我是第一個入住草場地的藝術家，每年付租金，很便宜。”艾未未說。之后開始陸續有一些藝術家聞風而動，到草場地來找尋廉價的棲身之所。“我從來也不希望這里成為藝術區，只是不得已。

鐵路在附近，大家就會往這來，藝術家就像蒼蠅一樣，哪里有腥味，就會到哪里去。我那幾個朋友最初幾年都幸災樂禍希望我租的地兒給拆了，結果就是不拆，他們覺得我住得很大，眼紅耳熱的，最后實在按捺不住，就都搬這來了。”以草場地為起點，現在離這不遠的地方也有四五片藝術區，幾千個藝術家住在這兒。

798是他最初介紹一些藝術家過去的，現在也已經成為北京的藝術地標之一。兇悍的外表和他的隨和不成正比，記者還沒有給艾未未拍照，他微笑著先掏出一臺數碼相機對記者拍個沒完，大概采訪他的人實在太多，要用這樣的方式“立此存照”。而且，自始至終，他的語調是低的，語速也慢慢悠悠，給人一種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錯覺。只是去體味他說的話，才知道他依舊是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艾未未，他不怕得罪地產商，輕蔑地說他們“基本上好人不多”，雖然他現在把相當多的精力都放在他從未學過的建筑設計上。

當鳥巢正式落成之時，大多數媒體都把鮮花和掌聲獻給了瑞士設計師赫爾佐格和德默隆組合，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艾未未擔任的鳥巢設計顧問絕不是一個掛名的虛職。作為核心決策層成員，他的意見左右了以極少主義風格聞名的兩位“老外”，有理由相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鳥巢也是艾未未的鳥巢。艾未未對記者說，他很少像這樣敞開心扉接受一個記者的采訪，談這么多的往事，很多話他以前不愿意去談，現在，他顯得非常有耐心，經受著本刊記者的窮追猛打，他有點擔心：“別人會不會覺得我艾未未老了，說那么多話？

”然后，馬上他又坦然了，“該說就說，該做就做，只要你活著，就沒辦法推卸這個問題！”《新民周刊》：“星星畫展”成員嚴力送給我一本書，其中收錄了一張您和嚴力在世貿大廈前裸體合影的照片，當時嚴力說這兩座樓像兩個巨人，然后您說這兩幢房子沒穿衣服，我們別穿著了，于是兩個人就脫了衣服站在那兒，是這樣的嗎？艾未未：那是嚴力剛到紐約的事，我們約好了去世貿大廈轉一轉。他說我們一起合個影吧，一般我對合影都有點不自在，那我說就脫了吧，他說真脫？

我說真脫，于是就脫了。當時我在紐約已經5年，可以算是老紐約了。《新民周刊》：這張照片是不是可以視作一種隱喻，您是不是天性就有種特別大無畏的精神？艾未未：也沒有。用北京話來說，我有點不忿，年輕氣盛，書生意氣。不光是對別人，對自己也一樣。艾未未：我父親當年在巴黎學畫，所以家里收藏了大量的畫冊，各種風格各種流派的，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到印象派都有，我很小就開始看。看得很雜，但是沒有以一個習畫的人的角度去看，而只是翻閱，也沒想過自己會走上藝術道路。

“文革”開始后，我們就把這些畫冊給燒了。西方的畫冊，其中有許多裸體、宗教的題材，不燒的話會招來很多麻煩。之后我走上這條道路，根本的原因是藝術在我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可能。現實很簡單，鐵板一塊，沒有另外的意圖可以在當時的環境下產生，完全不可能。真正的鐵板一塊。于是有些人開始寫詩、有些人畫畫，作為一種個人化的活動，其實是要求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的萌芽。《新民周刊》：星星畫展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它是否讓您開始正視自己的未來？艾未未：沒有。星星畫展對我來說就是去參加了這么一個展覽，也不會為它興奮，也不會覺得它有什么特殊，當然，它體現了我們年輕人那種比較獨立的態度，使我們意識到我們與現實是有距離的，我們有意識地要走開或偏離…你知道，這不是你要的。《新民周刊》：阿城對星星畫展去年在北京辦回顧展并不以為然，他說90年代初在香港做過一個十年回顧展，那次鄭重宣布，星星畫會從此結束了，還當場燒了一些畫。

現在還辦，這不是說話不算話么？當時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艾未未：我沒有參加去年的回顧展，他們復印了我的幾張畫，我是挺煩這些事的，過去式就是過去式，它屬于那個時期的狀態，在今天沒有太大的意義，真正需要談論的卻沒有談，比如自由表達的問題、言論自由問題。沒什么好自戀的。艾未未：我不是很熟悉我的父親，我們年齡相差也比較大，我10歲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經五十七八歲了，我們交流沒問題，但沒有那種父子之間的愛。普通父子之間的親昵在我童年幾乎沒有，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時候我就幾乎是個小大人了，已經學會了用自己的眼光來看問題。

他們也不教育我，他們已經是社會上最差的人——社會的敵人——已經沒有能力再來教育我。艾未未：還沒有，只是允許他來北京看病，允許他走動。他的一只眼睛瞎了，新疆的醫療條件很差，他就說我到北京去看病，其實是找個借口在北京住下。沒地方住，就借了一個工人崇拜者的一間空房，我們全家都擠在里面。

地方不大，還受到街道委員會的歧視。經常有老太太會來家里邊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不規矩的活動，時不時就有人進來探頭探腦地看一看，屬于受監視的人群。總之，在那樣一個社會，全民皆兵，階級斗爭的意識很強。艾未未：我想有很大的影響，我以前不太愿意承認這個影響，但不承認也不會改變現實。我對中國人人性可能走向怎樣低落的情況，它的殘敗與破落，應該說就是比較惡的那方面，我有了切身的深刻的體悟。

這種敗落來自于什么呢？一種不安全感還是來自于互相之間的嫉妒？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種事我從小接觸不少，我見過許多斗爭和死傷、莫名其妙的殘害。《新民周刊》：這樣的環境中，看到現代派的藝術是不是更容易被感動？艾未未：當然就會更喜歡一些更天真、幼稚、更無厘頭的藝術作品，對它們會更感興趣，以此來回避社會斗爭。《新民周刊》：經歷過“文革”，對中國的人際關系是否也更多地持一種懷疑的態度？

艾未未：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短暫的真誠存在，雖然存在的理由是可疑的，但是它們是存在的。同時也會有欺騙和不真實，它們的關系更站不住腳，人際關系基本上是屬于混亂的。《新民周刊》：在中國的語境中，您覺得一個藝術家有能力去做出一些改變嗎？

艾未未：我覺得藝術家太有能力了，而且每個人都有能力。今天的政治就是公民的社會，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部分，你的放棄和失望就是整個社會的放棄和失望，其結果就是整個社會趨于一種很壞的口味或者狀態。只要你活著，就沒辦法推卸這個責任，必須該說就說，該做就做。

艾未未：我不認為他是，但是我覺得他具有其中的某些因素，他必須是個敢說敢做的人，因為你的工作特征使你必須進入個人化的領域，大多數藝術家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他們沒有進入個人化的領域，而是進入了一個更加安全和時尚化的領域，挺可恥的。《新民周刊》：您在接受一個采訪時說您對卡塞爾這樣的藝術展并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為什么又要帶了《童話》這個作品去參加卡塞爾文獻展呢？艾未未：我參加展覽不多，如果按我現在的地位，全世界的藝術家里，可能是參加展覽最少的一個。

2004年才在國內做了自己的個展，2004年之后多一些。卡塞爾文獻展對我來說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我覺得要做就一定要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情，于是我就想到“1001”這個項目。我一個直覺的念頭就是要帶一些中國的游客來這里。這個展覽畢竟是藝術界一個非常重要的展覽，同樣因為它5年一次，它又變成一個神話似的，一次比一次艱深，一次比一次難以理解，說老實話，連我本人對它都不是太有興趣。之前我去過一次，坐車坐了6個小時到那以后，我看了半個小時我就看不下去了，出去找中餐館，確實很難產生興趣。

與其這樣，我不如做一下可以投入更多、對他人更有益的事情，讓他們互相之間能產生一定的好奇的作品。想得很簡單，完成相當復雜，產生的效果又出人意料。《新民周刊》：您覺得這樣一個作品是不是在實踐您對“公共藝術”的理解？艾未未：其實我也不清楚什么是“公共藝術”，當然有人說這是個社會雕塑，人們總是需要用語言來說清這是什么，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可以用一種可能性，比如說媒體和blog，比如說電子傳播技術，和另外一個未知的人建立某種契約，完成某種承諾，通過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們對此的某種期待獲取護照、簽證的可能。

如果是正常渠道，這些人都不可能拿到，大多數都沒有工作單位，沒有正常的收入，簽證需要的他們都沒有，他們的手上只有一張邀請函，基本上他們百分之百地獲得了簽證。他們去了，他們互相都不認識，然后又一同回來，這很奇妙！這個作品參展之后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好奇和爭論，報紙上登了幾百篇相關的報道和評論，雖然我沒有請一個記者，也沒有辦一次記者招待會，但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情。

《新民周刊》：您現在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比較具有互動性的藝術領域？艾未未：沒有，我這一生對大多數事都沒有什么興趣。我既不喜歡旅行，從來不會因為一片美麗的風景動心；我也不喜歡開車，到現在也不會開車，我不知道自己對什么有特別大的興趣。

我有些壞主意，有些看不慣的事，我有些惡毒的語言，也就如此而已。《新民周刊》：近兩年，中國藝術家的藝術品拍出了越來越高的價格，您覺得這是正常的價格，還是脫離了價值的泡沫？艾未未：所有的市場，只要是市場就有泡沫。糧食的價錢現在也不一樣，豬肉也不一樣，你怎么能說豬肉應該是多少錢，藝術這塊豬肉更是如此，誰知道它該值多少錢？關鍵是圈養了多少頭、能夠宰多少頭的問題，它沒有一個正常的價錢可言，西方的藝術一樣是泡沫，凡高、畢加索的畫為什么要賣那么高？

沒有任何道理。它只是一張畫。為什么詩人的詩不能賣那樣的高價？沒有道理。為什么一個演員可以有這樣高的身價？他們生活在一個公眾或者說購買者本身的欲望之中。《新民周刊》：現在炒到了這樣的天價，您覺得它是否會讓藝術家的價值判斷以及藝術觀念發生一些微妙的扭曲，讓他們更加追逐于名利的欲望？

艾未未：我覺得沒有問題。藝術家本身就不是一些干凈的人，他們本身就是在各種不利的影響中混出來的，不是這種不利的影響就是那種不利的影響，中國繪畫如果說一百年后還是一分錢都不能賣，也不會有人說什么。今天能賣讓很多人變得不知道自己是誰，那也是活該，他們本來就沒什么水平，他們本來就屬于一群唯利是圖的人，那么我們就不要在乎哪個藝術家給錢砸死。

《新民周刊》：2003年擔任奧運會“鳥巢”設計顧問，這是個怎么樣的職務？對“鳥巢”的設計有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艾未未：我參與了最核心的設計決策。沒有我，“鳥巢”原來不是這樣的，不存在“鳥巢”。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赫爾佐格、德默隆以及庫格爾四個人是核心決策層，但我在其中作了一些重要的決定。艾未未：我對建筑沒有任何的興趣。

我始終不認為我對建筑有興趣，我算是一個做藝術的人，因為我不會做別的。我做建筑是因為我蓋了我自己的工作室，蓋的時候我用了一個下午就做完了設計，然后我都沒想過這是個建筑，一分鐘也沒想過。但是蓋完之后，一個日本建筑師對我說，這是他見過的中國最好的建筑。對于他的評價，我也很吃驚。從此一發不可收，做了60多個建筑。

艾未未：我的興趣是處理問題解決問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是我們人在制作的東西、無論我們說的一句話、畫的一根線條，或者建造一個建筑，它都無法回避你對自我行為本身的看法和你告訴他人什么的問題。我對此有興趣，它所謂的功能和含義，我是有興趣的。

說老實話，我不太管它是不是建筑。艾未未：我設計的第一個建筑作品很個人化，之后的建筑有點個人化。有人對我開玩笑說，你做得好是因為你既是甲方又是乙方，其實我一生都既是甲方又是乙方，我就沒給人雇傭過，我寫文章也從來不考慮雜志的要求，不會按照他們的意思來修改，我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這很簡單，放到我的博客上就行，對不對？我不必考慮那么多。我不必對別人負責，因為我對自己都不算太負責，你看我也沒有孩子，也不需要太多的財產。我所有的建筑都是別人來找我做的，他們不找我，我一個也不會多做。

這些都給了我一個很強的心理位置，我會對自己說：你就不必找那么多借口了！《新民周刊》：由您和張永和等人設計、建在通州的“運河岸上的院子”已成為富人眼中的時尚居所，每平方米售價超過1500美元，您有沒有想到過您的這些設計會有這樣的增長？艾未未：我們做完設計就和這個建筑沒有任何關系，我們預計到之后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且那些開發商沒有將我們的設計費付干凈。如果問他們討的話，他們會說他們換了頭啊，資金有問題啊，開發商可以找一百個理由來推脫你。

我覺得開發商基本上好人不多。我可以對你明確地說。一方面，他們的利益是從不公平競爭中得到的，他們中不少人和政府和權力之間有不正當關系，并從中獲得了最大的收益，對客戶又是缺斤短兩。我覺得中國第一批的開發商多是挺差勁的人，他們如果要臉的話就不要再混了。他們是暴利，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拿到一個土地的批文，就可以從銀行貸款，房子還沒蓋完，就可以賣出，那不就是政府給你的特權得到所有的利益嗎？

最初這批人就是這樣拿到的錢，他什么東西都沒有，你可以想象，他要腐敗多少人才能拿到這批文？《新民周刊》：您剛才說自己是一個缺乏計劃的人，做藝術可能還好一些，可是做建筑的話，畫總圖、畫細部，不都是需要詳細周密的計劃的嗎？艾未未：你想我們的祖先在學會種土豆的時候不也學會了造一個遮風擋雨的棚？為了生存也開始造土洞？

我覺得建筑真是一件人人都會的事。建筑的計算是很簡單的計算，沒那么復雜。你看天下有多少房子，就和天下有多少玉米地一樣。農民能種出玉米，是因為太陽和水分能讓土地生長出玉米，和他們一點關系都沒有，播了種就能收到玉米——如果不是那么倒霉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