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的特點是跟這個時代的互動多,好對時代脈搏、社會環境作出敏感反應,形式和方法都很豐富老北京的四合院講究“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貓胖丫頭”,蔡國強的院子里種著石榴、丁香、海棠,一輛老舊的木制小推車停在一角,一樽約1米高的青花瓷魚缸坐在院中央。
回廊的窗欞上雕著花,每一塊青磚都似洗過,發白。廂房的彩磚是原主人留下的,100多年了。早鍛煉剛結束的蔡國強出汗了。8個月來,他每天中午出門,進“鳥巢”或奧運開閉幕式運營中心,下半夜回家。其余時間以半小時為單位切割給不同的事務。兩件大事:一.為第29屆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開閉幕式設計視覺特效,這一次,他又要用上他浸淫了25年的拿手好戲——爆炸繪畫,只不過這一次的畫布是“鳥巢”上方的天空;二.籌備8月20日將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的大型個人巡回展“我想要相信”——上一站是今年2月,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展出97天,觀眾幾十萬人次;
下一站是2009年春,西班牙比爾堡古根海姆博物館。蔡國強火藥畫的過程通常是這樣:將特別訂制的日本麻紙鋪在地上,撒放不同能量的火藥粉塵,或用紙板在麻紙上布置輪廓造型。有時,他會用鵝卵石加重壓力以強化爆炸效果。然后,他用一支香點燃導火索,火藥按照設計路線奔跑,幾秒后就聞到刺鼻煙味。助手們迅速用布團壓滅余燼,將整幅畫從地上揭起,垂直懸掛起來。自1995年蔡國強移居紐約起,他對材料的駕馭日趨精進,這種爆炸形成的圖像也越來越復雜、豐富和抽象。
評論家們有不少隆重、深刻的閱讀,但他似乎更愛用那個比喻:做愛——要有意外,有喘息,有互動,整個過程是冒險。當代藝術圈里有個繞口令一樣的段子,列舉了“四長”、“四短”、“四黃”、“四紅”,蔡國強占了兩項,一是“簡歷長”,二是“本人紅”。
他目前位居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價的第一名,已在美國舉辦了規模最大的中國藝術家個展,但妻子吳紅紅所說的“東京8年抗戰”,那些“賣出去一張畫交完水電費房租馬上就沒了”的日子,他還記得。在日本,他好像回到了中國的古代。經歷了“文革”,再感受日本那浸染古風的儒、釋、道的氛圍與神韻,真正久違了。“年輕時老子的書看得比較多。在日本接觸了西方現代物理學之后,與以前對老子的興趣找到了呼應,便做了很多外星人計劃,與地球大爆炸、黑洞、時空倒流、超光速等等有關。”“他做的東西看起來很‘雜’,但都根植于東方傳統文化之上。
他對事物的感受能力很強,就像一塊干凈的海綿,能夠一下子把周圍環境所賦予的訊息全部吸進去,然后在創作時全部釋放出來,之后他又會成為一塊干凈的海綿,去吸收新的東西。”這是同為畫家的妻子對他的評價。蔡國強:大型儀式要變成藝術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在古代,藝術和儀式是一體的,巫師也是當時的藝術家,他的活動里有舞蹈、繪畫等等。但慢慢地,儀式和藝術越來越遠,藝術家不再為儀式創作作品。到現代,帶有慶典性的活動,很少有藝術家能夠創作出讓人感覺非常好的作品。開閉幕式需要什么樣的作品?要有人文理念,還要有獨創性的表現形式,但在這樣一個全球消費時代,各種藝術在大型活動中很容易被消化掉,再加上政治因素,很不容易做。對于我來說,不容易做的事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之前做上海APEC慶典,哪怕僅僅是服務一下,藝術家也應該做一點服務嘛。大家都是自己組隊來報名的。
競標總導演的李安、陳凱歌、張藝謀、張繼剛都有自己的團隊,我們是屬于藝術家創意團隊,等于是一群干活的人,幫助總導演把奧運會開閉幕式做得更有藝術性、國際性和現代感。長年在海外的人,也許比國內的人更加“祖國利益高于一切”,在對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事上、在對尊崇中國文化的態度上是沒有搖擺的。蔡國強:做這樣的大型活動都會經歷一條波動曲線。從朝氣蓬勃、充滿野心和創意到下滑、失望,最后轉到自我安慰、自我適應的狀態。
開閉幕式之類的活動非常大,大到超出你的想象。有些東西,你會感覺它不過就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數量,當它們集聚起來,數量發生質變,就不受你控制了,它自己的生命溢出來了。當時有一個亮點是要做一個梯子到天上去,500多米,比東方明珠還高,用飛艇將梯子從江面上拉起來,從黃浦江兩岸迅跑過來的火聚合成梯子的兩邊,中間是橫木,“特特特特特”上去…當時因為“9·11”事件的影響,會議中心上空禁止出現飛行物,擔心飛艇會被導彈打下來,所以就不可能做了。
但最后讀秒“5-4-3-2-1”,滿天是大紅的牡丹花,600個、700個、1000個,滿天的藍色星星,從天空這邊看到那邊足有幾公里;黃浦江上幾十棟大樓都在“爆破”,整個城市像燃燒起來一樣,我有一種“要出事了要出事了”的擔心,其實是在控制內的。
我經常會被創意中沒有預料到的一些東西震撼住。蔡國強:對,有點像,所以我喜歡爆炸多過焰火。空氣、風,現場自然條件的不同,決定了每一次都不同。我常用做愛來比喻這個過程,當爆炸的規模是可控的時候,就是自己和對象做愛的過程。而當事情鬧大了以后就很不一樣了,就變成一個事件,像在上海做的APEC,動用了幾千個警察、幾千個消防。蔡國強:奧運會開閉幕式這么大規模的事件,幾千人在為我們的創意付出,從技術研發,到材料選擇,到產品的生產和質量把關,一關一關都有人在監督在幫忙,大家都沒有休息日,無形中就有了壓力和責任,擔心就大起來了。
針對焰火的生命力,記者:你每天進出這個巷子,每天看到北大紅樓,你是怎樣體會北京的?蔡國強:就是看到真實的、日常的北京。我很喜歡北京,雖然北京人挺鬧的,但這個城市有一點點沉默,包含在她的歷史里,包含在城市的性格和精神里,也刻在她臉上,這讓我有一點點感動。這個城市的新建筑,像“鳥巢”、水立方、央視大樓、機場航站樓,體現出某種意義上的野心,但又控制不好,一方面是她的古典穩重,另一方面心里又在撲撲亂跳,這感覺很有意思,這東西就有它的魅力。
北京本來是中規中矩、按部就班,現在一邊冒險一邊學著控制,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起來了,就是發生,就是存在,就是歷史,這一點北京比上海更大氣。蔡國強:所以我們在場地內外都做了很多模擬實驗,包括焰火產生的高溫對“鳥巢”頂部的膜的破壞性實驗。基本上都不錯,相對安心,不過還要看最終效果。蔡國強:我其實并不是那么喜歡焰火,我更喜歡爆炸,喜歡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設計是針對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樣,不是不停地噴花噴花噴花。上海每年都有煙花節,你再看全世界的煙花,都是一些傳統的花樣,10分鐘之內就無花可放了。
焰火比較難出造型,和爆炸點的大小、發射的時間、到達空中的高度、位點以及停留的時間有關。要想讓08奧運的焰火傳達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第一是爆炸點要小,爆炸點大的話就不好控制形狀;然后要把不同的爆炸點鑲嵌到空中不同的高度;還有速度,“噠噠噠噠噠”接連地向上噴出,最后同時呈現。
要控制好每一個爆炸點的瞬間,不同的爆炸點可能相隔幾秒鐘升空,但它們攜帶的芯片會控制它們在同一時間爆炸,就像在華盛頓看到的那樣,每個爆炸點處于不同的高度,最后形成一個龍卷風的造型。聽起來簡單,其實很復雜,這次造型會更多。記者:對奧運這樣一個特別的主題,會不會更多地運用你的標簽——中國元素?蔡國強:不一定。其實我的標牌“中國元素”是在中國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沒有。你看在華盛頓的那個爆炸——龍卷風,跟中國沒有多少關系。
你非要說我在用中國元素,也不完全是錯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的回顧展,汽車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墻…這些都要說成是中國元素嗎?那汽車也是中國元素了。蔡國強:可能是在材料和形式上追求極致。他們對待材料本身特點、價值的態度很特別。
他們看花、撫摸花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有人用書法寫“花”這個字,可以寫一輩子,這種態度不僅僅是堅持、精致,還有一定的禪宗精神在里面,可以獲得無限的安慰和支撐。到上海讀書那4年對我影響也很大。上海也比較個人主義,跟國家政治和以改變國家命運為目的的藝術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離,藝術比較多樣化,注重形式,像當年的“海派”藝術。后來從日本到美國,比較一貫性的東西就是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的創作方法和意識形態比較偏離。蔡國強:跟家鄉有關,那時候很多鄰居的孩子下課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補貼家用,做鞭炮的火藥隨手可得。
火藥之前我用過許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風的力量或鼓風機吹油畫顏料,想讓畫“動”起來,或者把畫布拿到礁石上、榕樹的樹根上去拓片,有一陣子也用火燒一燒,看油畫燒過之后能不能起泡之類,總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筆一筆去畫的,所謂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覺得這樣做還是太小氣,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藥。開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煙花噴些火藥到畫布上,但畫布被打出一個個洞,無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來。后來就在畫布上用鞭炮火藥撒出形狀然后點燃,這樣能出形狀,就像畫畫一樣。
這樣,火藥就完全變成顏料了。蔡國強:有時候還是會破掉。火藥的速度,它產生的壓力,兩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當中,規規矩矩的,還是不過癮。要稍微有一點來不及躲開、點燃之后趕快去滅火的感覺。這跟我的天性剛好相反。我一直比較膽小、中規中矩,畫畫人家用筆很大氣,我卻甩不開,身體也比較瘦,做事情放不開,而且特別地懷舊、喜歡寂寞。
我常跟國外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美術館館長和策展人說,以后年紀大了我要回故鄉畫風景畫,畫春夏秋冬,那些仍然會讓我感動。所以火藥爆炸的那種破壞性實際上是沖著我自己來的,用這種不大好控制的、極具偶然性的方式來改變自己過于理性的創作和想法。我對火藥這種材料一直懷有不安和不甘心,它對我一直是一種極具魅力的怨艾。蔡國強:還有對材料本身的自然屬性,對其中蘊藏的神秘感的迷戀。火藥這東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塵土,爆炸之后就變成煙痕、殘灰,很安靜很安靜。我從火藥里體會到了哲學。
蔡國強: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但每年特別記得住的只有一兩件,偏愛哪些,很難說。比如199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我雇了一艘帆船,從運河開進威尼斯,帶去100公斤人參,給雙年展“補一補”,給威尼斯帶去“被馬可·波羅遺忘的東西”,那一次很美好。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我做了“收租院”,在20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緬懷一下消失的烏托邦…我喜歡稍微有一點點搗蛋。
記者:你說過“我不是趙無極,也不是貝聿銘,我就是當代好玩的人當中的一個搗蛋者”。蔡國強:是當代藝術家中的一個。當代藝術的特點是跟這個時代的互動多,好對時代脈搏、社會環境作出敏感反應,形式和方法都很豐富,在媒體上也很受歡迎,因為有話題性。貝聿銘和趙無極做的東西沒有人批評的,我的作品有人批評說“打中國牌”、“討好西方”,這說明他們完全把我當自家人。
蔡國強:我的個性比較叛逆,不愿意把東西做死了做僵了,喜歡自由自在的狀態。當然也可以從哲學上說,不一定以不變應萬變,也可從萬變中尋求不變。所以人家找我做作品,都不知道我將會做出什么來,一會兒來個船,一會兒來個飛機…現在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正在展出我做的一個飛機,曾在圣保羅雙年展展出過的,他們買下來,展覽一年半。現在進機場身上的小刀、指甲刀不是要被沒收么?
我就把圣保羅機場沒收的兩萬多只指甲刀、小刀都插在一個飛機上,叫做“一路平安”,那個飛機全身像刺猬一樣,光芒萬丈。這次在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的回顧展,人山人海,每天隊排得很長,陳丹青說他是排了一個多小時才進去的,這說明我的東西至少是雅俗共賞。這也是出國以后的改變,如果我一直在國內,也許會追求一種更“高深”一點的風格,顯得更像一個有學問的當代藝術家。
但在國外,發現西方當代藝術走到今天其實遇到一個很大的困境,一直在一個小圈子里游戲,他們的藝術是偏食的,大量的傳統藝術形式都成了博物館的藏品,你會覺得現在再做那些已經沒有多少價值了。記者:批評家尹吉南把黃永砯的“紙漿藝術”、谷文達的“中國簡詞”、徐冰“鬼打墻”的拓印和你的火藥稱作海外“四大金剛”,針對中國四大發明來的。蔡國強:可以這樣說,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外國人也在用他們的文化,關鍵是為什么用,用得怎么樣。
我從來都認為,沒有祖先對不起我們的事。假如我們認為過去的文化現在沒辦法用了,是我們對不起他們。不要搞錯了,他們在他們的時代做得很好,我們現在做得不如他們好,不要認為傳統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西方文化又怎么樣?
它曾經非常非常保守,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它的發展;我們的文化一路走來,相對是豐富多彩、充滿激情和開放的。只是近代以來,國家要救亡,民眾生活艱難,我們的文化才慢慢走進了一個怪圈。蔡國強: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樣心跳和激動,這是最大的打擊。如果別人看我的回顧展覺得,這個人還挺能做的,到現在沒有顯出疲態,這樣就挺好。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1985年就讀于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1986年赴日本留學,1995年移居美國紐約。曾獲1995年日本文化設計獎、1995年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超國度文化展本尼斯獎”、1999年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獎、2001年美國歐柏特藝術獎。
2001年,負責APEC大型景觀焰火設計。2008年,擔任北京奧運會及殘奧會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