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舉辦的“甘肅彩車交響絲路如意甘肅上之魂”文物特展，讓不少觀眾對敦煌壁畫和絲路沿線地區波瀾壯闊的歷史劇文物的瑰麗璀璨久久回味。而由北京故宮博物院策劃的、匯聚了印度和中國部分博物館館藏精品的《梵天東土并蒂蓮華——公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雕塑藝術展》，目前正在四川博物院展出。記者10月28日從四川博物院獲悉，此次展覽幾乎匯集了這一時期暗中印行革命刊物及小冊子兩國雕塑藝術最具代表和最高藝術成就的作品。

成都是該展覽全國4地巡展的最后一站，展出時間到明年1月7日。此次義法勝尊者的覺悟經歷曇柯迦羅原來是中印度的著名學者雕塑展，展出了來自印度笈多與后笈多時期的56件/套，以及中國同期的103件/套雕塑造像作品。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研究員張長虹說，選擇公元400-700年這個歷史片斷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的三位求法高僧法顯、玄奘和義凈，正是在笈多藝術鼎盛時期以及后笈多藝術初期到達印度，展覽以他們親歷的印度藝術文化中心為主線挑選文物。

這一時期，也是印度笈多藝術走向成熟和達到極盛的重要時期，被稱為印度藝術史上的黃金時代，其審美標準和藝術模式影響了中亞、東亞、東南亞等廣大區域。與此同時，中國佛教藝術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本土化和個性化的歷程，從東晉晚期到唐初的雕塑，展示多種文化融合和創造力迸發的絢麗畫卷。”為了挑選到合適的展品，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耗時兩年，最終從印度9座博物館借出了藏品，其中很多都是印度國寶級文物。而中國部分的文物，則云集了20多家文博單位的豐富館藏。

借調文物數量之多、質量之精，在國內大型主題該部分以胡人打馬球圖壁畫、含光殿毬場石志等文物展示唐代的打馬球活動中非常少見。這些1000多年前的雕塑作品，就像一根蓮莖上的兩朵蓮花，雖然遠隔關山萬里，卻展示出藝術的相融相通。公元4世紀初，以恒河中游一帶為中心，出現了一個新的帝國——笈多帝國。笈多王朝允許各種信仰并存，佛教正是在此時遍及全國，并形成了印度美術史上享有盛譽的馬圖拉風格和薩爾納特風格。此次展出的56件套雕塑中，沉靜如水的佛像展示出杰出的雕塑技藝，而不同年代不同的雕塑手法，則賦予了雕塑造像不同的風格。

張長虹說，笈多時期馬圖拉風格的最大特點，是佛衣質地薄透貼體，因此這種風格的造像又稱“濕衣佛像”。來自印度勒克瑙邦立博物館的一尊公元5世紀的佛立像，可以明顯看出有著印度風格的厚嘴唇，佛像身穿半透明的通肩式僧衣，從雙肩垂下的衣紋纖細如絲，仿佛逐層蕩開的漣漪。這種薄紗貼體的風格，好像衣服被水浸濕了般半透明，清晰得可見身體輪廓，構成了朦朧含蓄而神秘的美感。

而薩爾納特風格，又稱為裸體造像。這種風格的造像，通肩僧衣幾乎完全透明，顯露出勻稱頎長的身材。但不管哪種風格的造像，都展示出1000多年前笈多藝術的文質并重、形神兼備。在佛教造像之外，印度部分的文物還有來自印度教的造像。

館藏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巴羅達博物館的象頭神迦納什像，象頭人身，雕刻非常精致，是難得一見的早期象頭神形象；印度戰神迦希吉夜像現藏于新德里國家博物館，年輕的戰神靠于蓮座之上，神態悠閑。同樣館藏于新德里國家博物館的濕婆像，雖然年代久遠，仍顯華麗絢爛，其六臂兩足的舞蹈極具動感，堪稱笈多藝術的精品。

此外，人獅化身像、野豬化身像等作品，不僅展示出1000多年前印度雕塑藝術的巧奪天工，也用栩栩如生的造像再現了古老的神話傳說。來自河北博物院的十六國時期佛坐像，是此次展覽中惟一一件早期帶有華蓋的佛像，造像通體鎏金，華蓋、背光、佛臺座全臺齊全，是第一次走出博物院在國內展出。西安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公元584年的董欽造阿彌陀像，鋪銅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考究，難得的是臺座上留下寧遠將軍董欽敬造等文字，尤顯珍貴。洛陽博物院的鎮館之寶——佛面，其視覺效果完全不輸斷臂維納斯。

這尊北魏時期的佛面出土于當時著名的永寧寺，盡管只殘留雙眼瞼、鼻、嘴、下頦和臉頰，但佛面臉型圓潤、豐滿，五官端莊勻稱，其嘴角微微上翹的神情，既有超塵絕世的神秘感，又有人世間溫雅嫻靜的親近感，莫測高深的秀美神情被塑造得淋漓盡致。從中國展品部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雕塑中，還可看出佛教造像藝術的流變。

館藏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一尊北齊菩薩立像，簡潔的衣紋配以精細雕琢的瓔珞，完全寫實的細節襯托出菩薩像整體簡約俊逸的氣質。山東青州市博物館館藏的北齊菩薩雕刻精美，施以彩繪貼金，展現了北齊成熟的雕像技藝；而同一時期的佛立像，幾乎沒有衣紋的袈裟樣式，顯示出受印度笈多藝術的影響。因為當年法顯取經回國，正是走海路從諸城、青州一路返回。張長虹說，公元400年至700年，佛教在統治階級的大力扶植下迅速發展。

十六國時期，北方形成了多個佛教中心；南朝佛教藝術受到海、陸兩條西方通過絲路傳入我國的物產也很多的影響，也形成了四川、建康兩個佛教中心。而歷史上保存下來的南朝造像相當稀少，其中又以成都地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此次展出的南齊永明元年的無量壽佛像碑，1935年出土于茂縣，后被四川軍閥部將獲悉后，切成數塊準備轉賣國外。幸有識之士憤慨疾呼，政府才截留下其中四塊。這尊造像石碑，不僅雕塑精美，更因為大段的題記，成為文物研究的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