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是一種藝術形式和文化活動，其媒介是按時組織的、有規律的聲波。它的基本要素包括強弱、調性、時長、音色等。由這些基本要素相互結合，形成音樂的常用的“形式要素”，例如：節奏、曲調、和聲，以及力度、速度、調式、曲式、織體等。構成音樂的形式要素，就是音樂的表現手段。不同類型音樂可能會強調或忽略其中的某些元素。音樂是用各種各樣的樂器和聲樂技術演奏，分為器樂、聲樂以及將唱歌和樂器結合在一起的作品。

在最一般的形式中，將音樂描述為一種藝術形式或文化活動，包括音樂作品的創作，表演，對音樂的評價，對音樂歷史的研究以及音樂教學。古希臘和印度哲學家將音樂定義為水平排列為旋律而垂直排列為和聲的音調。諸如“各個領域的和諧”和“這就是音樂在我耳邊”之類的俗語指出了這樣一種觀念，即音樂通常是有序且聽起來很愉快的。

但是20世紀的作曲家約翰·凱奇以為任何聲音都可以是音樂，例如說：“沒有噪音，只有聲音。”音樂是用組織音構成的聽覺意象，來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與社會現實生活的一種藝術形式。也是最能即時打動人的藝術形式之一。旋律響起人們往往無法抗拒的立即處于音樂的氛圍當中，使人忘卻煩惱，凈化心靈。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有自己表情達意、塑造藝術意象的表現形式。

比如舞蹈是通過肢體動作、面部表情，繪畫是通過線條、色彩、構圖，文學是通過字、詞、句、篇來體現藝術意象。通常，人們正是以表現手段的不同來區分藝術的不同種類，例如不同的樂器。音樂還能表現出樂手們和音樂創作者的用心。根據《禮記》中《樂記》詳細記載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這種介紹簡單明了的涵蓋了音樂的聲音變化與人心情感之間的聯系，如果我們進一步翻查古籍進一步推敲，就能對平時聽到的有關音樂詞匯涵義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古代“詩歌”是不分的，即文學和音樂是緊密相聯系的。現存最早的漢語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詩篇當時都是配有曲調，為人民大眾口頭傳唱的。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去，比如漢代的官方詩歌集成，就叫《漢樂府》，唐詩、宋詞當時也都能歌唱。

甚至到了如今，也有流行音樂家為古詩譜曲演唱，如蘇軾描寫中秋佳節的《水調歌頭》還有李白的《靜夜思》。中國古代對音樂家比較輕視，不像對待畫家，因為中國畫和書法聯系緊密，畫家屬于文人士大夫階層，在宋朝時甚至可以“以畫考官”。樂手地位較低，只是供貴族娛樂的“伶人”。

唐朝時著名歌手李龜年也沒有什么政治地位，人們知道他常出唐詩中，受人贊揚。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認為，一個有修養的人應該精通“琴棋書畫”，所謂的“琴”就是流傳的古琴。不過古琴只限于士大夫獨自欣賞，不能對公眾演出。古琴音量較小，也是地位較高的樂器。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

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于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賦》。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賦》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

它繼承了相和大曲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于《教坊錄》著錄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著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曲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趙耶利、董庭蘭等著名琴師和雷氏世家等斫琴師讓古琴藝術發展得更為完善。

出現了新的古琴記譜方式——減字譜，逐漸取代原來的文字譜，記譜更為方便快捷，促進了琴曲的普及。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

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后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