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新力量：多元助力社區治理與公共服務——問需于農：新型農村社區再調查除了發展產業、解決就業外，要讓農民在農村社區住得下、住得好，真正變身為“住在農村的市民”，離不開完善的公共服務和有效的基層治理。在當今面臨轉型和變革的鄉村社會，如何激活各種社會力量，引入多種社會資源，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和多元共治水平？
莫讓農村社區成“兩不管”“兩不靠”地帶在一些地方，鄉村公共服務資源短缺，且更多地向縣城集中，或向少數試點鄉鎮、先進村傾斜，大量鄉村被邊緣化、空心化，很難享受到均等化公共服務的陽光。在重慶某地，2011年4個行政村撤村并居后，建立了一個農村社區，戶籍居民有8000多人。半月談記者在這個社區采訪時發現，這里出現了城鄉福利、公共財政投入“兩不管”的問題：因為不再是行政村，就享受不到國家對農村道路、水窖、農網改造、農田灌溉等資金投入；
又由于不是城市社區，因此得不到城市道路清潔、園林綠化、路燈建設等資金投入，成為“上不靠天、下不沾地”的空白地帶。社區黨委書記告訴記者，這個社區工礦企業很多，外來的務工人口有1萬多人，但是在撤村并居之后，成了“幾不管”的地方，“懸在半空中”。一些居民點通路、通水的問題長期沒有辦法解決，群眾意見很大，經常上訪。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綜合改革協同創新研究中心教授項繼權認為，當前我國正處于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時期，然而，在農村社區公共服務方面，一些體制和機制性問題仍沒有完全理順，存在諸多困難和種種限制。在一些地區，因為征地、招工等原因，部分農業人口轉成了非農業人口，失去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后，他們在參與村內事務、享受村內公共服務方面面臨著種種問題。外來流動人員則更尷尬，雖然為當地農村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在身份上始終是個外來人口，別說享受村內居民的福利待遇，即使是子女入學、醫療衛生這些最基本的問題，解決起來都頗費周折。
近些年，一些發達農村社區涌入大量非戶籍人口，原有社區難以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來滿足非戶籍人口需求，這就產生“僧多粥少”的矛盾，造成了“同村不同權”。加速城鄉一體化發展，從“樓的社區”變為“人的社區”實現由“樓的社區”向“人的社區”轉變，就必須以人為本，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提升農村社區的公共服務綜合水平。
在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社區調研時，區委書記王繼軍告訴記者，該區采取整合涉農項目資金、打捆集中使用的辦法，大力建設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幾年來，修橋9座，建攔水壩13座，清理整治河道7000米。除自來水廠、污水集中處理系統外，農村社區里也有了幼兒園、小學、衛生室、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村鎮銀行、圖書館、村民禮堂、村莊大戲臺等。贛州市章貢區水西鎮和樂新村是江西省新建的新型農村社區之一，社區內累計安置了黃沙、和樂、白田3個村被征地農民4000余人。
和樂社區服務中心負責人告訴記者，服務中心為老百姓提供“一站式”服務，社區居民只要提供相關材料，剩下的事情就由他們來辦。和樂新村失地農民賴崇福用了幾分鐘時間就辦完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他說：“以前在村委會辦事很麻煩，經常找不到人，現在社區里辦事相當方便，也省時間。”被評為江西省“精品農村社區”的新余市分宜縣鈐東街道辦下坊新村小區內，配有若干健身器材、休憩凳椅，供村民散步聊天。下坊新村黨總支書記宋早根說：“下一步社區將引進物業，促進小區規范化管理，提升小區文化品位。
”警力資源也在向各地鄉村社區下沉。去年開始，安徽省農村地區全面推行“一村一警”包村聯系制度，在重點村建立警務室，駐村民警入駐，輻射周邊村；在普通行政村設立警務聯系點。2003年，廬江縣雙牌村和余屯村合并為福元社區。71歲的福元社區居民朱成器告訴記者，成立社區后，感覺生活與老村相比并沒有什么變化，和兒子所在的城市社區不能比。
只有發生案件，才能看到警車來村里轉悠。自從“一村一警”推行后，警務室建在了家門口，民警成了家中常客，幫助解決了不少問題。創新社區自治，提升基層治理水平長期關注鄉村治理的“三農”專家賀雪峰認為，由于社會流動的常態化、熟人社會的逐漸解體等原因，鄰里守望、村規民約、禮俗習慣、村莊輿論等傳統約束機制的作用漸趨弱化。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農村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一些地方甚至出現黑惡勢力介入鄉村治理。
完善、創新村民自治，是當下農村社區走出治理困境的應對之方。記者在河南鄧州市張村鎮朱營村村委會墻上看到一幅漫畫，漫畫上“農村問題”被畫成一把鎖，鎖鼻上掛著六把金鑰匙，分別代表“四議兩公開”的每一道步驟。村支書朱道強說，“六把鑰匙開一把鎖”，“四議兩公開”已成為村里議事辦事的鐵章程。所謂“四議”，就是村里重大事項決策，都先由黨支部提議，再交村兩委商議，然后交黨員大會審議，最后由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大會作決議，“兩公開”即決議形成后，公示并征求群眾意見，實施結果也要公示。
在鄧州市陶營鄉朱西村，為方便村民參與村務、發表意見，村里引入電話表決、視頻表決、表決、電子郵件表決等多種形式，無論村民是否在家，都能夠通過各種途徑表達意見，實現民主決策。南京市六合區金牛湖街道趙壩村天一下雨，道路就泥濘不堪，連自行車都推不過去。如何改變現狀？2007年3月6日晚，村民們聚集在趙永權家，社區干部列席，34位村民代表選舉成立趙壩“農民議會”。
農戶代表對13名候選人投票，差額選舉產生了9名議員。這是南京市第一個在自然村成立的自治組織。“也有叫我們‘板凳議會’、‘田間議會’的。一般每月開一次會，議一議村里的大事小情。我們是‘三無’議員：無官銜、無報酬、無任期。”議員卞有槽介紹，“農民議會”是對村民負責的服務型民間組織而不是行政化的組織，議員們都是熱心集體公益、有一定文化和威信的村民。按《趙壩農民議會議事準則》等，議會每兩年改選一次，既有準入機制，也有彈劾程序。
如今的趙壩，水溝不臭了，路面硬化了，路燈亮起來了…昔日的淤泥塘變成一池綠水，倒映著成蔭綠樹。“農民議會”不斷提出一個個議題，經過民主協商和表決，大大小小的議題被付諸行動，趙壩人居環境大大改善。走進成都市溫江區萬春鎮幸福村，以獨立三層小樓圍合而成的幸福田園一期，因保留了川西民居的生態林盤、田園、水系，而成為市民休閑度假好去處。
幸福村黨總支書記郭建平說，農民集中建房應尊重農民主體地位，2013年以來，幸福村已建成2期幸福田園，靠的就是全程村民自治。幸福田園一期項目由農民股份經濟合作社負責牽頭推進，并民主選舉產生項目議事會、監事會，全程負責項目實施，從而在不失去土地資源、不改變社區原有社會生態的前提下，完成就地城鎮化，實現由農民向市民、分散向集中轉化。
最近，記者再次來到幸福村，發現幸福田園有了升級版。水立方公園、生態濕地、鄉村酒店、開心農場、健身綠道…一條400米長的全新柏油馬路，將幸福從一期延伸到二期。“我們改變過去‘先由政府制定出來，再由村民來選擇’的項目實施方式，而是先就參不參與、新村布局、分配標準等問題，反復逐戶征求群眾意愿。”郭建平說，分配、安置、建設方案形成后，經村民議事會討論形成決議，“群眾話語權得到尊重，主動參與熱情很高”。2014年12月，安徽省首家注冊成功、以“土地”命名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在肥西縣官亭鎮新民社區掛牌成立。
據新民社區黨支部書記黃世兵介紹，作為土地確權試點地之一的新民社區，是在2012年新民村整村推進建設新家園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社區，因集中興建安置點而新增數千畝耕地，土地確權時不能按原有的田塊進行“確證、確權、確地”。為此，該社區在尊重居民意愿、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籌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很容易就解決了新增耕地的確權問題。合肥市包河區義城街道的居民多為“洗腳上岸”的漁民和農民，拆遷安置上的一碗水能否端平直接影響這一社區的和諧穩定。
正在進行的康園二期回遷安置中，村務監督委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身份認定、選房介導、填表、簽認再到錄像取證，全都由村民代表自主操作，并全程公開。塘西村村民孫維傳遺憾未能中簽，然而他并不抱怨：“陽光回遷，咱們村民互相監督，沒抽中也心服口服。”義城街道副書記李愛文坦言，以前回遷安置，往往政府包辦，村民缺乏自由度，沒有決策權，造成矛盾糾紛頻發。如今農村社區真正發展起村民自治組織，很多老大難的問題迎刃而解。
放權于社會，探索多元共治之路當前，農村社區和社會日益開放。在農村社區建設中，亟須進一步厘清政社關系，切實放權于社會，放權于社區。針對短板，一些地方暢通多元主體參與農村社區建設渠道，推動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通過購買服務、直接資助、以獎代補、公益創投等方式，支持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支持專業化社會服務組織到農村開展服務。江西積極組織外出發展人員和退休回鄉人員參與農村社區建設。在九江市都昌縣，成立了以老黨員、老干部、老復員軍人、老教師、老農民“五老”為主體的社區志愿者協會。
被評為“江西省農村村落社區建設先進個人”的劉永泰，長期連任石城縣豐山鄉福村社區志愿者協會會長。危舊土坯房改造申請、低保戶補助申請等社區居民大小事都是由劉永泰一手辦理。他還組織社區義務巡邏隊，福村社區近年來沒發生小偷小摸等違法犯罪案件。在江西、山西、浙江、四川等地一些農村社區，活躍著新鄉工群體，這一生力軍促進了農村社區服務的標準化、精細化。
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區，千余名鄉村社工早已扎根全區188個村，通過“村民事務全程代理制”，為農村社區居民提供“家門口”式的服務。“村民的建房、求學、計生、工商營業執照辦理等事務，都在代理范圍之內。足不出村，便可享受貼心服務，那服務可是五星級的。”家住余杭上環橋村的陳洪亮說。據了解，2007年5月，余杭區被民政部命名為“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區”；2012年1月，余杭區《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規范》正式實施，在國內率先提出鄉村社工和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量化標準，還創新建立了第三方評價體系。
半月談記者從余杭區民政局了解到，全區1000戶以上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按6名社工配備，以下的按5名配備。村干部和大學生村官符合條件的直接聘用，其他人員實行選聘。專職社工的年平均工資可達5萬元左右，其中，由區級財政補助50%，鄉補助50%。四川成都郫縣晨光社區引進專業社工機構打造專業社工項目，通過近2年的努力，目前初步實現社會管理全覆蓋、社會服務零距離。
“我們社區是拆遷安置的涉農社區，以前各種問題和矛盾都很多，村鄉干部平時輕易不敢進社區。”晨光社區黨總支書記張莉說，社區專門引進郫縣明德社會工作服務發展中心，重點對社區社會服務組織進行孵化和培育。“最初在我們家訪的時候，不少人認為我們是搞傳銷的，馬上就把門關了。”“中國最美社工”、明德社工負責人張洪斌說，有時候，他甚至拿條凳子坐下先聽居民發泄，說完之后再慢慢地解釋，并給他們提供幫助。在晨光社區，社工、社區社會組織、志愿者服務聯動機制正在形成。
在明德社工的示范和牽引帶動下，不少社區居民參與進來，成為社區熱心志愿者，孩子們也組建了向日葵小分隊，為社區事務奔走忙碌。探尋新文明：重建美麗鄉村共同體——問需于農：新型農村社區再調查在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中，一些同質化的農村社區弱化了傳統村落布局特點、農民生活習慣特性和鄉村文化特色，斬斷了鄉村歷史人文傳承的根脈，企圖用城市文明覆蓋鄉村文明。探尋新鄉村文明，建設美麗鄉村，就要留住鄉愁，做足鄉土味道，嫁接鄉土文化和現代文明。
要將新鄉村打造成農民的生活共同體、道德共同體、快樂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讓新鄉村社區既是棲身之所，更是心靈家園。改變習性：重建新鄉村生活共同體半月談記者在山東省青島市膠州市三里河街道管理村采訪時，發現這個村里竟然有縣級以上機關才有的機構——“精神文明辦公室”。一個小小村莊為何還要設立“文明辦”？管理村“文明辦”主任劉秀明告訴記者，這些年村民生活富裕了，全都住進了樓房，但腦袋“空”了，經常會看見有人從窗戶往外扔垃圾，有人徹夜在路燈下面打牌賭博，還有人經常和鄰居發生爭吵甚至大打出手…
“農民的文明素質必須有專人管、有專門機構管，最后村里決定成立‘文明辦’。”管理村黨支部書記劉元征介紹，村里每年于重陽節召開全體村民大會，對評選出的優秀村民披紅掛花隆重表彰，用身邊典型來帶動村民文明素質提高。
生活空間發生變化后，農民傳統生活方式亟待推陳出新。江蘇張家港市南豐鎮永聯村經濟合作社副社長蔣志兵說，過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現在是上下班制度，生活有規律，業余時間多；過去老人通常住平房、燒柴火，現在坐電梯、燒煤氣；
過去是左鄰右舍之間的矛盾糾紛多，現在是樓上樓下之間因生活瑣事吵鬧的多。針對此，永聯村開辦“老年大學”“社區學校”“村民夜校”等，進行如何使用煤氣、乘坐電梯、裝修住房、養生保健等培訓，盡快讓村民學會像城里人那樣生活。“眼下，永聯農民基本實現了向市民的角色轉型，在景觀河里洗拖把、綠化帶里種小蔥、擠占公共樓道、隨意停放車輛、樓上拋甩垃圾等行為減少了，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向著信息、知識、思想、審美等高層次的方向發展，呈現出差異化、個性化的特征。
”永聯村黨委副書記吳惠芳說。揚善尚賢：打造新鄉村道德共同體永川松溉鎮是重慶歷史文化名鎮，明清時期保存下來的祠堂就有13座。松溉鎮推出“弘揚祠堂文化、培育核心價值”的傳統文化傳播項目，成立了“香噴噴故事團”，組織村社長者、村干部在祠堂中講述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等古人家訓的典故和本家族的家風故事。“環境美只是外在美，農民的思想美、道德美才是內在美。”山東鄄城縣委書記谷瑞靈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不是只蓋高樓，更要注重農民道德素質是否得到了根本提升。
目前，鄄城1090個自然村全部設立了“善行義舉四德榜”，并開設了“道德大講堂”。“四德榜”上榜的都是村民推選出來的各類道德模范。村委會與有贍養老年人義務的家庭簽訂《孝老愛親責任書》，簽訂率達到90%以上。山東膠州的管理村建立了公益基金，用于救急、扶困、助學、獎勵見義勇為者，保障好人做好事不吃虧。
成立8年來，村公益基金發放已達40多萬元。通過專人負責、典型帶動，管理村弘文尚德之風漸濃，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僅拾金不昧一項，該村“文明辦”成立至今，累計已達698起。此外，江蘇太倉城廂鎮的農村社區有效開展了睦鄰節，讓社區鄰里守望相助；廣東中山“家教公益講座”覆蓋全部農村社區；
四川成都水井坊社區向社區農民推出了義倉、義集、義坊項目；浙江紹興評選新鄉賢，用鄉賢的嘉言懿行垂范鄉里、涵育家風，用鄉賢文化點燃鄉村道德燈塔…公共文化：創造新鄉村快樂共同體探路農村社區新文明，離不開新公共生活空間特別是公共文化空間的生長。在湖北房縣，文化大院建設獨具匠心。文化大院集政策宣講、科普普法、電影放映、圖書閱覽、文體活動為一體，由農民創造、為農民服務，充滿了泥土味。
“中國畫虎第一村”王公莊村是河南商丘市第一批新型農村試點社區之一，幾乎挨家挨戶都是畫室、畫院。王公莊村“四大虎王”之一的王建民說，全村1300多人中，有800人能執筆畫虎。白天干活晚上畫畫，農忙干活農閑畫畫，畫虎村村民生活得“很藝術”。開辟體育場地，開展健身活動，也成為各地建設農村社區的一大亮點。在山東德州，農村社區共建文體小廣場4307個，幾近全覆蓋。
走進安徽銅陵縣天門鎮金塔村社區，一片開闊的運動場上，健身器材、籃球場、乒乓球臺一應俱全。“2009年，這里還是一片雜草叢生的垃圾場。”村書記梅香勝說，農民自發成立了文化運動協會，添置了一大批運動設備。2015米蘭世博會以“給養地球：生命的能源”為主題，也是世博會歷史上首次以農業、農村為主題。
江蘇永聯村作為唯一參展的中國村莊，向世界呈現中國農村新面貌。永聯村黨委書記吳棟材說，除了龍獅隊、鑼鼓隊、舞蹈隊外，村里的戲曲生活也十分豐富。每天一到午后時分，永聯戲樓都會上演一出錫劇。國家京劇院、朝鮮雜技團、韓國木蘭劇團等頂級藝術團體都曾來永聯村演出。作為老戲迷，村民薛棟華幾乎場場必去，“車子房子票子，永聯人都有了，現在就是要讓腦子富起來”。
“村就是美術館，美術館就是村。”江蘇無錫山聯村則嘗試將現代藝術引入農村社區建設，形成新的公共文化地標。山聯村公共藝術景觀立體展現雕塑、建筑等多種藝術的魅力，并注重從生活中汲取創造靈感。居民不僅通過自己的雙手經營了自己的生活空間，也通過現代藝術表達滿足了自我參與感。
留住鄉愁：重塑新鄉村精神共同體建設農村新社區，不能一味求新，也要重視“懷舊”，從歷史深處和傳統根部重尋精神資源，留住自然風姿和人文血脈。小橋流水、亭臺廊榭、紅花綠樹，與一排排延續老村廬陵風格的小樓房交相輝映，村組間兩口大水塘清澈見底…走進江西吉安市吉水縣水田鄉孔巷移民新村，隨處可觸摸到動人的鄉愁。“農村本身就是美的，它就應該保存自然的樣子。”江西贛州市龍南縣委農工部部長陳勝亮說，以前大家對統籌城鄉一體化有理解上的誤區，以為統籌就是把農村變成城市，這不是方向，“農村還是農村，但應是漂亮的農村、干凈的農村”。
一幢幢粉墻黛瓦的徽派建筑在綠蔭掩映中格外醒目，村民房前屋后干凈整潔，小溪河流清澈見底…江西高安市華林山鎮各村莊，宛如一幅幅動靜相宜的鄉村美景圖。華林山鎮鎮長黃四光說，華林山鎮著力體現人文山水特色的自然景觀，讓高安的山山水水既烙上時代發展的印跡，又留下歷史的記憶和綿長的鄉愁。
作為徽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安徽績溪縣去年以來選擇5個行政村作為農民文化樂園的試點村，打造“一村一品”，孔靈村就是其中之一。“以前村里只有中心廣場。”孔靈村黨總支書記吳云發告訴記者，如今村里新建了思誠學堂、群眾志愿服務站、文明巷以及汪家大院等特色文化品牌。河南漯河源匯區干河陳村完成基礎設施改造后，重點以文化為魂，給富裕了的村民補上歷史文化一課。“以前忙著討生活，誰還有空聽歷史、講文化？現在日子好了沒事也往河上街逛逛，受降亭、源匯寨、騾馬市啊，我都懂了點。
”村民閆小頌說。站在河上街憑欄而立，飛檐畫棟、青石雕塑、悠悠畫舫，潺潺水聲自遠而近，不時夾有清脆的鳥鳴聲。“鄉村是村民的家，也是文化的源泉。生活改善的同時，更應該挖掘歷史文化，將歷史文明與現代文化融合，這才是美麗鄉村社區。”干河陳村村支書林東風說。
長集皮影曾是安徽霍邱縣長集鎮的招牌，一個縣曾有好幾十個戲班子。如今在世的6位老人是最后一個戲班的最后一撥演員。回想起自己60年前首次登臺，75歲的領隊任其安笑了：那年正月十五，在姚李鎮燈籠樹村的稻田上，千余觀眾將皮影舞臺團團圍住，“三畝地都站滿了人”。那時候的皮影藝人如同明星，是各家的座上賓，“騎車趕場子是我們當時跑戲的常態”。
然而，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很少有人在婚喪嫁娶時請唱“愿戲”了。2013年，一間投資28萬元的皮影戲文化展館在長集鎮文化站落成，老人們有了固定的表演舞臺。長集鎮皮影戲民間藝術團團長熊定山告訴記者，像這樣瀕臨滅絕的鄉土傳統文化在安徽各地并不罕見，當務之急就是要對這些藝術“大熊貓”進行搶救性保護，使其鄉音不絕，血脈延續。重慶市永川區委宣傳部副部長胡波認為，在新型農村社區，留住文化鄉愁，政府不能唱獨角戲，而要整合資源，互聯互通，融合發展。永川全區有120家民間演藝團體，民間藝人近千人。
“過去這些‘燈架戲團’隊伍規模小、演藝水準低、管理不規范，正式注冊的僅有2家，節目內容也往往是模仿照搬、現學現賣，甚至表演低俗、庸俗的節目。”胡波說，現在區政府采取購買節目、以獎代補的方式，規范節目內容，引導其參與農村社區公共文化服務，條件成熟的還可以發展成文化微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