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第四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也正逢南京大屠殺80周年紀念日，習近平總書記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在南京舉行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世界多地舉行公祭活動，共同銘記歷史，珍視和平。其時，是白俄羅斯時間凌晨5點，我守候在電腦屏幕前，靜靜地等候這一莊嚴時刻。我的此次出行，也因這一莊嚴時刻的到來，意義更加深刻——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在白俄羅斯國立文化藝術大學和烏克蘭基輔大學等處，演講如何通過創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主題雕塑，喚起人們對戰爭的反思、對暴行的控訴、對和平的向往，用藝術傳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
近年來，我多次赴聯合國總部、意大利、法國、俄羅斯、德國、韓國、新加坡、墨西哥等國舉辦雕塑作品展，并以多媒體再現等方式向世界介紹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和創作組雕的心路歷程。主題的沉重，讓這些演講與其他演講截然不同，通常是全場肅然，不同膚色的聽眾和觀眾皆為那無辜的受難者流下眼淚。雕塑作品中的母親、孩子、老人與歷史影像記錄中的形象呼應，使各國人民在歷史的真實、藝術的表現和心靈的呼喚中，發出共同的心聲——以史為鑒，珍愛和平，共同發展！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愛好和平的禮儀之邦。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兒女在革命戰爭、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歷史進程中奮進，不僅“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更為世界的和平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使貧窮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走到世界中心。強起來的中國，在新時代更有自信、也有責任把自己苦難、屈辱的歷史講述給世界，讓警鐘長鳴。我忘不了，2012年9月，在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前秘書長手撫南京大屠殺組雕，表情凝重，情不自禁地說：“這些雕塑，表現了全人類的靈魂。
”我忘不了，科學家楊振寧于凜冽寒風中佇立在紀念館的組雕前，流著眼淚說：“看到這慘烈的形象，我仿佛聽到了當年日本鬼子飛機的轟炸聲…”我忘不了，德國、俄羅斯、烏克蘭、法國等各國大使，在看到這組雕塑時，所表達的正義！我忘不了，包括日本參觀者在內的觀眾，在《家破人亡》《逃難》雕塑前流下熱淚…我更忘不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在《最后一滴奶》雕塑前泣不成聲，喊道：“這就是我可憐的媽媽和弟弟啊…
”這組雕塑的創作模型，被送到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被俄羅斯國家藝術科學院永久陳列…它，再次說明，中國的和平發展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是建立在歷史基礎和人類普遍情感之上的。我作為一名美術工作者，對有機會以雕塑藝術為這一偉大事業貢獻力量而深感榮幸也備受鼓舞。
國家公祭儀式隆重、莊嚴而又熟悉的場面，把我的思緒拉回12年前。2005年12月15日，我接受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創作設計大型組雕。時值寒冬，我心情沉重，仿佛時間倒回1937年——那逃難的、被殺的、呼號的…那屠刀上流下的鮮血滴到殺戮者軍靴下…
我恍惚地走向南京城西江東門。這里是當年屠殺現場之一。白骨累累，是男女老少平民屈死于日軍暴行的鐵證。而今，紀念館擴建又在地下挖出一批尸骨，不乏陰風、冤氣。極目西望，長江滔滔，平靜中有巨大的潛流，儼然30萬亡靈冤魂的哀號。擺在面前的是，盡管當年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皆以確鑿無疑的犯罪事實為依據，對日本戰爭罪犯作了正義的判決，可是戰后70年來，日本政府在對待戰爭性質和戰爭責任問題上，基本采取曖昧或含糊其辭的態度。
其右翼勢力更是否定對華戰爭的侵略性質，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不僅對戰爭不反省，對被侵略國家不道歉，還把南京大屠殺說成是中國“虛構”的，是“謊言”、是“捏造”！一個敢于公然推翻鐵的史實的國家政府及其右翼人群，是未來和平的隱患。因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擴建，是歷史的需要，是人類的靈魂工程。擴建工程首先是建筑——它是載體，也體現精神；
其次是物證陳列——它是歷史的見證；而作為凝固歷史、鑄造國魂的雕塑，則需直指人心——以形象的再現，為人們認識客觀史實，提供歷史語境。應當塑魂鑒史，鋪陳生命同構、家國同構、人類命運同構的藝術敘事。藝術重在立意。立意的基礎是立場。
是站在南京看這座城市的血淚，還是站在國家民族的方位，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劫難？只有從人類和歷史的高度，正視、反思這段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類的獸行，才能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紀念與仇恨。今天的中國日益強大，今天的世界日趨文明，作為受害者、受辱者，中國有責任控訴戰爭，有責任告訴世界，和平是人類精神所棲。一個遍體鱗傷的弱國，是沒有能力祈求和平的！因此，凝固平民悲愴的形象，表現祖國母親蒙難，呼喚民族精神崛起，祈望和平，應當是整個作品的核心內涵。位于紀念館入口與出口處的組雕，應當一目了然而又層層遞進，使悲情意識一點點由內生發。
敘事性、史詩般的群雕組合，最能激起這樣的情感交響——它波瀾壯闊、起伏跌宕，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災難描述、痛苦訴說。這旋律首先對應著體量、形態、張力產生的悲愴主題《家破人亡》——以十余米高度鑄就的母親，似大寫的人，佇立在門外。她無力的雙手托著遇難的兒子，向著蒼天呼號，屈辱而不屈。她是千千萬萬受難家庭的代表，是蒙難祖國母親的象征。繼而是各具神態、體態、動態的《逃難》群雕。紀念館的意義核心是“遇難、紀念”。我常常在思索，如若真的存在靈魂，那當年的受難者會怎樣告訴今人，他們身心的創傷？
由此我產生一種強烈的欲望——復活那些屈死的亡靈。試想，紀念館的大門就是被攻陷的中華門，如果每個進館的人，相遇這批由城內逃出的亡靈，這當是歷史與現實、幻覺與真實、災難與幸福、戰爭與和平的相遇。于是，“逃難”部分，我將10組21個人物置于水上，與行人及建筑若即若離，營造時空的對話。這些塑像體量近乎真人，在感覺世界里與觀眾互為參與。
之后是由大地發出的吼聲，顫抖之手直指蒼天的《冤魂吶喊》。建筑師為紀念館設計的主建筑由東向西傾斜，最高處18米，最低處為正負零。我設計的12米高抽象造型《冤魂吶喊》在西端，從構思上步入情緒高潮，從整體視覺形式呼應建筑，也為建筑的西端增加平衡感。
它以劈開的山形，寓意破碎的祖國河山，其豁口自然成了紀念館的門道。它虛擬的城門，是逃難之門，也是死亡之門。左側三角形直指蒼穹，塑造了一個吶喊的冤魂；右側表現的是平民被屠戮的場景。它以三角形的視覺沖擊，刺破大地，撼人心魄。最后是在紀念館出口處的墻上，以浮雕形式表現的“勝利之墻”——為這部悲愴的歷史，在結尾處刻上光明的警句。以主體建筑為背景的這組雕塑，奏響激越而低沉的樂章。在這個公共空間里，雕塑作為物化的精神載體，以思想性、藝術性感染觀眾。
藝術作品所形成的氣場，將觀眾統攝于悲天憫人的氛圍中，使其進入紀念館前已受到凈化。整個組雕，沒有出現一個日本侵略者形象，皆表現我遇難同胞，表現我中華兒女。遇難者群像的形象塑造，足以佐證日本軍國主義之兇殘與獸行。以普遍人性為切入點所作的深刻表現，即以人的生命需要、以人的尊嚴為出發點，在這史詩中所觸發的精神震撼，足以鞭撻丑惡、罪惡，足以滲入人類靈魂深處，蕩滌人性的污濁。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
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反對篡改歷史的立場堅定不移，實現民族復興的決心堅定不移。中國人民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意志堅定不移。“無論歷史的美好，還是歷史的災難，都需要真實。”藝術的真實可以幫助人們記住歷史，幫助人們“擦清歷史的鏡子，抹去灰塵，以史為鑒，走好未來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