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斐作品《嘻哈》，紐約，錄像5分鐘。這組作品表現了兩種文化的沖突。就在新年之前，“胡紫薇大鬧央視發布會”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在這樁八卦中，一句“中國在不能輸出價值觀之前，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大國”的“胡氏名言”也因此深入民心。胡紫薇不會想到，她引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的話如此廣泛地被傳播和討論。
時值2008中國奧運年，大國的“價值觀輸出”又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中國是否應該輸出價值觀？中國應該輸出怎樣的價值觀？這成為很多網友和學界人士談論的話題，這些也是“時代中國”的策展人被反復問詢的主要問題之一，盡管他們有時不得不小心地問一句：“胡紫薇是誰？”1月17日下午，北京的交通因為一場大雪，變得不那么順暢，“時代中國”的發布會正在進行，道路的堵塞，使得好幾名記者遲到了。
為了“時代中國”發布會，吳可佳和他的同事忙碌了幾個月，發布會后的第二天，英國首相布朗將訪問中國。“時代中國”發布會的時間，顯然是經過活動方的特意安排——半個月后的中國春節，由英國商界組織的、有史以來最為盛大的中國文化活動也將在倫敦開幕，這被布朗視之為“很有價值的、令人興奮的創意”，而這極有可能是布朗和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北京談話的內容之一。在“時代中國”的活動還沒有在倫敦街頭正式啟動時，倫敦市民實際上更關心的是正在大英博物館進行的“第一帝國——秦始皇兵馬俑”展覽，由于門票難買，他們遇到的問題甚至和中國準備回家過年的農民工相似，都在為一張票傷透了腦筋。
JimHollington就被堵在了大英博物館門口。他面前擺著一條長龍，按照隊列排下去，輪到他，很可能當日的500張票已經售完。2007年10月2日，時任英國駐廣州領事館文化教育處主任JimHollington從廣州回到了倫敦休假，一周的假期，他花了半天時間去看兵馬俑展，這個展覽太有名了，Hollington的同事們都在談論它。
為了進去，Hollington最終決定“走后門”，他找到了他在大英博物館的策展人朋友，順利地進入博物館，不過他并沒有因此逃掉12英鎊的門票。“第一帝國——秦始皇兵馬俑”從2007年9月11日開始在大英博物館展出，集中展示了秦始皇兵馬俑等來自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120件2000多年前的中國文物。盡管中國只是借出了不到20個兵馬俑，卻在英國引起了轟動，英國眾多媒體不惜版面進行推介。居住在愛丁堡的崔瑩，是一個寫作的自由職業者，她在宣傳的攻勢下，忍不住好奇心，和她的先生坐了4個半小時的火車，花了一個多小時排隊，才在上午十一點鐘進入博物館。
由于大英博物館一般每天上午9時15分開始發售500張當日門票，把參觀人數限制在每小時400人，每10分鐘放進一批觀眾，而50萬張預訂票早已搶購一空。門票可謂炙手可熱，博物館門前每天早上7時30分就已排起了長隊，這樣的受歡迎程度，據說僅次于1972年展出的埃及圖坦卡蒙金棺——當時是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墓穴珍寶第一次在英國出現。兵馬俑在大英博物館的展出，被稱之為倫敦冬天里的一把火，《泰晤士報》認為這次展覽是一場“文化風暴”。
而在《衛報》的評論文章中指出，“面對國際社會的中國威脅論，北京以國際魅力攻勢回應，它想讓西安的兵馬俑扮演陶制的外交官，提醒我們，他們是古代輝煌的國度。”大英博物館的兵馬俑展，將持續到今年的4月6日，不過，等不到它撤展的日子，在大英博物館其他的展廳，又將有新的中國主題展覽在春節期間展出。
英國文化協會首席執行官戴維信表示：“我們不僅僅想了解中國在1世紀這些藝術的遺產，我們還想看到中國的藝術家在21世紀他們正在從事什么樣的工作，這些秦始皇兵馬俑他們使得我們對于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文化歷史傳統有一個非常深刻的了解，對于中國的歷史和過去有一個更加形象的認識，但是僅僅這些是不夠的。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中國新一代的藝術家，他們正在從事一些什么樣的工作。
”在這個愿望的驅動下，倫敦將舉辦一個最大規模的中國文化節“ChinaNow”。這個活動即將開始。1月17日，“時代中國”在北京宣布，涵蓋展覽、演出、電影、烹飪、漫畫、美術、文學、音樂、設計、科技、商務、教育和體育等領域、數量超過800項活動將在英國不同的城市展開。2月7日，中國的大年初一，大英博物館將舉辦專門面向家庭的系列活動，主題還是一個：中國文化。“最近兩年，中國主題的活動越來越多”，住在愛丁堡的崔瑩，很明顯地感覺到了周圍的變化，除了正在進行中的兵馬俑展，她的先生尼克的中文已經越說越好，甚至看到電視《百萬英鎊》中，其中有一道題問“xiongmao是什么動物”，這都讓尼克倒在沙發上哈哈大笑。
崔瑩記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好吃的中國餐加上非常模糊的孔夫子，實際上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西方人的“中國印象”，這甚至被固化為中國的形象。有些英國人只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快，但卻對中國的多樣文化一無所知。攝影師劉博智在海外，也遇到了類似尷尬，對方會首先問他是不是洗衣工，如果不是，那么他一定被認定是開餐館的。
不過，這些似乎都在悄然發生改變。3月12日，由張宏星策劃的當代中國設計展將在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院展出，他們選擇了卡通熊貓、“上海灘”新唐裝、鳥巢、CCTV總部大樓、奧運會信息中心“數字北京”，以及玩具、唱片封套、球鞋等來自21世紀中國的設計，而不是過去的自行車王國以及毛澤東的頭像。“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激勵著新一代的設計師和建筑師，他們創造著當代中國都市的時裝、產品設計以及城市規劃，我們需要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V&A院長馬克·瓊斯這樣來闡述即將在明年春季開幕的“創意中國”當代中國設計展，他認為當下的中國設計應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藝術家歐寧辦的音樂出版物《新群眾》、《北京新聲》，就被聯合策展人勞倫·帕克選中，3月12日，它們將在V&A展出。
歐寧是一位多棲的藝術家，實際上，《北京新聲》已經是他十年前的作品了。不過，當歐寧獲悉自己的設計品入選“當代中國設計展”后，他自我肯定地認為，“當初確實做得不錯”。和歐寧同時入圍的設計師還有大聲展的常客，歐寧將他們稱作他心目中的“奧運一代”設計師的代表，“中國國力的上升以及文化活動的活躍，使他們有機會開創出一種與上一代設計師完全不同的獨立作業模式”。歐寧并不認為中國設計師的工作滯后于國外，也不認為中國缺少優秀的設計師；
在建筑、時裝、平面設計上比國外同行絲毫不差，在英國的設計展上，中國設計師完全應該是以對話的初衷前往。不過，在產品設計上的落后，歐寧認為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當代中國設計展”是作為“時代中國”眾多活動的一項進行的，歐寧無法想象800項活動將如何開展，“到現在大家也沒有看到詳細的活動單，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有含金量的活動”。
六月份，歐寧將作為中國藝術家，出席其中的一個在倫敦召開的論壇，他對此并不抱有太多的期待：“英國實際上是慢熱的，英國、意大利、俄羅斯早已舉行各自的中國文化年活動。至于這樣的文化年活動，更多的是抱有商業的目的，用最通俗的話講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老路子。
”歐寧從中并沒有發現太多新的、讓人興奮的東西，他認為創意本來就是自發的、歷史形成，而不是政府可以期盼得來的。這次“時代中國”將在英國舉行逾800個中國文化藝術活動，但這些活動并非展覽中國古董，而是展示中國創意新潮，這是英國人前所未見的。藝術節其中一個環節是“中國現代藝術”，來自中國的新晉藝術家會展示他們的作品。
中國當代藝術被稱之為和國外界限最為模糊的領域，也是國外買家青睞的藝術樣式，國外藝術評論人往往說出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數量，極可能超過國內一家美術館的策展人。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等人，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在海外最負名聲的標志性人物。
他們的作品所展現給西方的中國人形象、中國人審美的符號，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取代了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了。但是，也有評論者認為，他們這一群體并不具有傳統畫家身上所體現出的中國特點，他們是被西化最為嚴重的繪畫一代，和西方藝術家比較，他們擁有的共同點，是要大于不同點的。
不過，藝術評論家馮搏一的認識卻剛好相反。“在大家眼里，張曉剛會是陌生于傳統的畫家群體，但是張曉剛的大家庭系列，實際上有著中國傳統的家族概念，甚至也有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月份牌的影子。”馮搏一認為張曉剛的繪畫是寫實的，又是超寫實的，每個人物臉上的斑痕有著歲月的痕跡。從廣州出去的曹斐，也被認為是經受西方藝術熏染的代表者。這一次，她在網上世界SecondLife創作了一個名為“人民幣城”的虛擬城市。就在半年前的威尼斯雙年展上，她以“中國翠西帳篷”作為她參展的題目。
這個作品受到了相當的關注，一周前，英領館的戴維信就在北京的一個名為“跨越文化、溝通世界”的研討會上，不止一次提到了這位中國女藝術家的作品。曹斐是國際策展人侯瀚如比較青睞的藝術家，無論是他負責的廣州三年展還是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曹斐都是受到邀請的藝術家之一。她在展場中的綠色草坪上，安置了一個重達700公斤的圓形充氣帳篷，帳篷中懸掛一個大屏幕，播放曹斐制作的一部短片《我，鏡子》。
這個項目的特別之處在于，曹斐在“第二人生”虛擬世界中建立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展場，曹斐在現場同時與兩個世界中的觀眾進行交流。那些沒有機會親自到展場的人，在“第二人生”中一樣能看到它，事實上，觀眾也是這個展覽的一部分。不過，曹斐貌似脫離鄉土的思維，在馮搏一的解讀中，也被視之為具有鮮明的、迥異于北方藝術家的嶺南風格，“我從曹斐的身上可以覺察到她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敏感、細膩以及開放。”而從曹斐的作品中，她也是長期對珠三角保持關注并將其作為長期創作母體的藝術家。
在這一次的“ChinaArtNow”上，隋建國雕塑的兩個以“毛裝”為主題的巨型銅像將在英國各大公園展覽，還有4個富中國特色的霓虹燈廣告牌亦將在英國多座具代表性建筑物上展示。有藝術家更把中國聲音藝術帶到倫敦，在一個跳舞大廳中展示現代中國街頭、商店、酒吧和工作地點的聲音，讓參觀者聽了猶如置身中國。
“越民族的，越世界”被馮搏一視之為一個老套的、被說盡的話題，有人認為張曉剛、曹斐是不民族的，實際上他們卻是抓到民族性和個體性的特質，他們用藝術創作來表達自己對社會顯示的質疑、批判、反諷、沖突、困惑和矛盾，正是因為官方不會、也不鼓勵去做這樣的創作，這些藝術家的工作價值更得以凸現，盡管更多的論者更多地糾纏在他們的現代性上，過多地討論市場價格。馮搏一認為，就是這些和西方走得很近的藝術家，他們將一個真實的中國呈現在世界面前，他們的工作會比中國文化年更有價值，他們就是代表著中國，而不是大家所習慣認為的成為西方的代表。
“價值觀輸出”理論引起了更大范圍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后張世保認為，價值觀是一個大的、復雜的問題，“我們現在太簡單地去說我們現在好像總處在一個被壓迫的位置，被打壓的位置，然后不敢站起來說：‘我們現在就已經有了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拼命地想要去找我們的所謂的民族的、中國的文化價值觀，然后任何大場合就開始講這個問題，然后獅子出來了，然后老虎出來了，然后鑼鼓出來了，然后太極拳出來了，武打出來了——似乎只有這些才是所謂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在北京的“跨越文化·溝通世界”的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說到對中國文化的內涵問題，引用了一個短信：“等咱中國強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級，文言文太簡單，全用毛筆答題，這是便宜他們，惹急了，一人一把刀，一個木盒刻甲骨文，考聽力全用周杰倫的歌，《雙截棍》聽兩遍，《菊花臺》聽一遍，告訴他們這是中國人說話的正常語速，閱讀理解全是繞口令，口試要求唱京劇，實驗考包粽子，不過現在還要過洋節，圣誕快樂。
”他表示，這種情緒，是過分地對西方文化的認同的反思，每種文化有自己優秀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是什么呢？是短信里談到的文言文、毛筆還是甲骨文、京劇？孔子學院是目前中國正在著力推動的文化交流活動，孔子學院在全球遍地開花。據中國駐英大使館統計顯示，自2005年起，孔子學院已經在英國發展了11家機構，都建在了英國的大城市中，像曼徹斯特、加的夫、諾丁漢、謝菲爾德，倫敦更是擁有四家。
每間孔子學院通常有千名以上的學生，他們和其他周邊居民有機會在此學習中國文化——從講普通話到學習茶道、看風水。學院還會在當地的初、高級中學組織中國商機早餐會、展覽、中文教學等活動。2007年11月6日英國《衛報》發表一篇題為《不是宣傳工具》的文章，談中國的孔子學院。中國問題研究學者、澳大利亞駐中國前外交官卓斯林擔心，孔子學院只能傳達有限的一些中國視角。在即將出版的論文《孔子學院：中國軟實力》中，她寫道：“孔子學院項目已經不單單涉及文化領域，也不僅僅是單純的學術研究，它的根基在于需要倚靠中國政府。
往好里說，這會導致學術的失語；往壞處說，這可能會衍生成為一種宣傳手段。”但是，在國際上，類似的文化傳播機構也并不少見。法語聯盟、歌德學院和英國文化協會已經創辦多年。蘭彼得副校長羅伯特認為：“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關于中國政府利用孔子學院做宣傳工具的跡象。”戴維信也告訴記者：“我們跟孔子學院是一種很密切的關系，我們非常歡迎這樣的方式。
其實中國一早就應該用這種文化交流的方式來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它的影響。”他說，他的經驗證明，“這種所謂的孔子學院這樣的機構，它只能和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要去讓人覺得它是代表一種政府的觀點和意見，保持它的獨立：只有做到這樣才能成功。
”不過，在美術史博士、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璜生看來，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學院的紅火是不可理喻的，“因為孔子的學說是一個產生于中國的古典時期甚至是封建時期的一種文化理念，這種文化理念是不是適合于當代？到了現在，我覺得幾個人能夠真正地用好、讀好孔子、孔學，這是一個未知的問題。”王璜生認為，孔子現在更多的是一種符號，如果說在國外到處建這種孔子學院什么等等，我想是會引起反感的，搞不好今后就變成唐人街的一種符號，因為在國際上“唐人街”的這個說法有時候是有點悲哀了。對于文化年和孔子學院的文化交流方式，盡管會形成“文化熱”的表象，但是，卻由于價值觀的無法確立和統一，實際上會出現文化活動的混亂，王璜生認為，我們在開展文化交流活動前應該先弄清楚什么是我們當代的價值觀。
藝術家們更樂于讓大家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王璜生說：“那是有歡樂的一面，有苦澀的一面，有幽默的一面，也會有中國人的那種很平和的、很帶有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面。”“‘時代中國’有800多場活動，如何保證質量，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有人提出來。
”王璜生認為，去年進行的“中法文化年”，他了解到，雖然多達上百場活動，但是實際上非常龐雜，甚至有些展覽可以用差來形容。“我覺得，像這樣的活動，無論是純粹的民間交流，還是國家主持下的民間交流，多點交流總會比沒有交流好。
但這種交流太多層面了，太龐雜了了，未免良莠不齊。”王璜生了解到，有些展覽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因為某種經濟目的而進行的，里面還摻雜著一些個人或機構的利益，甚至弄來一些和文化沒有關系的東西。戴維信也對本報稱，“我想，舉辦文化年很大的問題是期望太高，所以要達到那樣的期望就有困難了。剛開始時會有一個短暫興奮期和推動力，但就不可避免地會慢下來。我認為，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努力保持一個和本土文化的高水平的融合。”王璜生認為，像張曉剛這樣的藝術家，就已經在建立某種屬于他個人的對中國的一種價值觀的表達。
“當下是一個多維的世界，價值觀應該是個人的，沒辦法找到一個所謂整體的一種價值觀。”主持當代中國設計展的張宏星，是王璜生的大學同學，在張宏星所參與的“時代中國”以600場活動掀起“中國熱”時，王璜生對這樣的熱度，卻是懷有警惕的。即使確立了價值觀，一個機構往往會面臨最為實際的問題，那就是走出去的通道是否暢通？
廣東美術館曾于2006年、2007年在德國五家博物館成功展出“中國人本”攝影展，王璜生認為那實際上是“有問題”的成功，“廣東美術館在國外的活動，非常不順暢、非常被動，目前取得交流上的一個成功，其實是一個被動的成功、是一個被選的成功。”王璜生介紹，廣東美術館成立至今，一直沒有力量去向國外強有力地輸出自己的展覽的，“輸出要錢的，要有一個渠道的，甚至要有策略的，而且也要有基礎的”。而廣東美術館目前的現狀是對方出了很多錢來要求美術館將展品帶過去，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拒絕的勇氣，我們無法說‘我不要，我不要去你那里，你出錢太少，我不去’。
”按照國際慣例，被邀請外出巡展是應該收接展費的，而不僅僅是一個運輸、保險和接待幾個人的費用，但是，“我們往往被要求不要去提接展費的問題，還沒等對方拒絕自己就不敢了。”王璜生稱。至于是什么部門要求的，他不愿意說。只表示，這里明顯地表現出了不自信。“我們不敢說，‘我們這個展覽很好，你要來，你拿錢來！你不拿來，我們不出去！’”在對外交流中，王璜生稱經費的缺乏是國內美術館普遍面臨的問題，“英國的余震藝術展來中國，政府投入了一筆錢，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文化上他們的支持力度很大。
”“我們廣東美術館現在只能說‘不’，而不能說‘要’。我們現在漸漸可以說，壞的東西很多，我們可以挑選了，對有些展覽能夠說‘不’了。”不過，王璜生認為，他們目前因為資金的限制，現在還沒辦法說：“啊，畢加索的展覽很好！”或者說：“凡·高的展覽很好！
我們要！”去談凡·高的展覽，他說目前還沒有這個勇氣，至于主動投入資金到國外去辦展覽，對他們來說更是奢望。西方想看到的是一個現代的中國，不僅有中國的一些好的、非常正面的東西，也有她遇到的困難，她接受的挑戰。沒有人相信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什么都是好的。南方都市報：文化交流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民間的，一種是官方的。那么你認為這兩種工作方式中有哪些不同？效果怎么樣？
戴維信：一個是通過我們所謂的公眾外交，政府就是做這種公眾外交的；另外一種就是像我們一樣真正地做文化交流的。公眾外交是單向的，它的做法是給出一個信息，告訴你一個東西；但是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對話性的。我們這個英國文化協會就是這樣的，我們和政府保持距離。
其實，我們也做一些政府不喜歡的東西，但是文化交流確實需要對話的這種雙向的形式，才能夠做好。南方都市報：我注意到你在北京的演講中提到一個“風險”，印象很深刻，我想知道一個中國藝術家展示了中國貧窮的一面，是會破壞中國的形象還是顯示了中國的寬容？就是會有正面的效果嗎？
戴維信：最好的藝術家是用別人能夠明白的一種方式去反映社會真實的情況。西方想看到的是一個現代的中國，不僅有中國的一些好的、非常正面的東西，也有她遇到的困難，她接受的挑戰。沒有人相信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什么都是好的，肯定有她的困難。
藝術家的工作，就是把社會的這些多面性、復雜性反映出來，把社會這些不同的方面在他的藝術當中都能夠反映出來。我所指的“風險”是指，政府不太愿意去展現和面對那些負面的東西。我們過去的工作里有很多例子說明，如果你能夠很真實地反映情況，作一個非常誠實的對話，展現那些不那么美好的方面，不僅不會影響英國的聲譽，反而能使英國的聲譽會變得更好，因為別人會覺得你非常誠實，非常透明。
南方都市報：目前中國提出恢復一種傳統，我不知道在英國是怎樣一種情況，會不會有人提出恢復一種中古的英國文化？戴維信：沒有人提。但英國人的確對他們的文化傳統是自豪和驕傲的。但說到傳統文化，與其說我們去讓那些傳統文化復活，不如說要在這些傳統文化里“拿來”什么東西。
另外，我們對于過去的文化非常驕傲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文化的多樣性。當初，在殖民時代，英國的聲譽不是非常好。但是，殖民也能把很多不同的文化融合到自己的國家當中，構成一種融合，帶來新的移民新的文化，英國人非常珍惜這種文化的多樣性。英國人很自豪，英國被稱為“創意之都”或“創意之島”，那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很有創意。這種創意是基于一種融合全世界所有不同文化的影響、再來重新創造的想法。
南方都市報：今年來，中國正在建設屬于她自己的文化鏈條，其中一部分通過這些文化交流或者文化年。英國也有一個相似的文化關系系統，雙方之間有著很多交流。戴維信：我們過去已經舉辦了大量的文化年活動。我想舉辦文化年很大的問題是，期望太高，所以接下來要達到那樣的期望就有困難了。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是要努力保持一個和本土文化的高水平的融合，一個英國和中國的高水平的交流。
剛開始時往往短暫的時間里有一股巨大的推力，然后就不可避免地要慢下來了，因為在那之后缺乏新近的大事出現。所以，任何盛事不管是文化年還是上海世博會都是這樣。我們需要確保的是，我們舉辦了這樣的一件盛事，我們利用了這次盛事，并且我們從這次盛事中繼續傳遞高水平的活動精神。
南方都市報：倫敦奧運會將在2012年緊隨著北京奧運會而舉行。你認為像這樣的盛事為彼此建立聯系和交流提供了機會嗎？那你怎么看國家把奧運會當成一個文化交流的平臺？戴維信：我認為像奧運會這樣的盛事是極其重要的，它對提升國家間更加深層次的理解和改變人民的國家觀念有著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們必須謹記的是，這些盛事只發生在幾周的時間中。一個彼此講禮儀的過程是一個需要不斷提倡的過程，這個過程只有完成了，才能真正在未來的十年中產生深遠的影響。奧運會對文化聯系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我們將會非常歡迎這個機會，從而發展更加強有力的鏈接。
南方都市報：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中國文化在西方世界是有重要地位的。但是，中國的藝術學生幾乎能夠說出十個或者更多的西方藝術家的名字，而西方藝術學生卻幾乎說不出一個中國藝術家。你認為這種狀況會改變嗎？為什么會或者為什么不會？戴維信：我認為，的確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某些當代中國的文化，在西方世界被人們了解得很少。我想這一件事中國不需要介意。
那些非常令人興奮的當代藝術，在國外人們知道得比國內還多。我想在幾年后，中國會成為最令人興奮的當代藝術領地，那時候在這里有太多的東西匯聚了，這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能夠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