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生命的認識，是圍繞一句什么話來產生的呢？中國文化有這樣一個結論：生命就是命——命也，時也；時也，運也；運也，氣也；氣也，機也。是這么一條人文主線。

       盡管我們講天地人和，講天人合一，講明心見性，但這條主線是不變的，東方文化里這條主線非常清晰。結論就是我們對生命的認識，就是對“命”的認識；對“命”的認識就是對“時”的認識，識時務者為俊杰；對“時”的認識就是對“運”的認識，運氣也，就是運用氣的能力，運用氣的能力高你就運氣好，運用氣的能力低你就運氣不好，運氣的奧妙是運用氣的能力來進行選擇的；

       有一種表達叫一個國家或一個人“氣數已盡”，最后落到哪里去了？落到氣機那里去了。所以，以氣機講時運，以時運講命運，最終對生命的認識一定要談到命運。生命在分段里頭這一生只有一次，所以人的認識非常珍貴，它一定是生命的拐杖或者生命的翅膀，一定繞不開。

       我們先從“機”講起，氣也，機也。中醫講氣機：氣機發動會怎樣；氣機不通會怎樣；氣機疏導會怎樣……講的都是“機”，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機會，貶義詞有講機關算盡，我的表達是：機，代表一個處境，我們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有一個處境，每個人的處境就是每個人的機！

       “處”和赴、外、仆、樸、卜、卦等字都有關聯。在《易經》課程中我們有講到“處境”和“外境”，外，一捺斷了是外，一捺連上是處。奔赴，奴仆，抱樸守真，都和占卜的“卜”有關系。中醫開藥方叫開處方，不叫藥方，開方的那個便簽叫處方，為什么不叫藥方呢？“處方”代表時間、處境（“機”就是處境），不是狹義的時間，是廣義的時間。

       中國文化的五術“山、醫、命、相、卜”都離不開對“時機”的把握。處方，即時方，開的是時間的方，所以中醫開方不叫“藥方”叫“處方”。這個藥為什么能治病？實際上這個藥是主時間的。我們的這個處境是什么決定的？是時和間決定的！時是天，間是地，時、間掌管最大的權，叫權頤或權宜。中醫的方開的是時方，人生的方開的也是時方。

       因此，我們對生命的認識，實際上不是對自我的認識，而是以對“時間”的認識為主線來產生的。同樣，也是以“與時俱進”來為背景的，《易傳》提出：“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所謂“進德修業”、“終日乾乾”即“自強不息”；所謂“及時”、“與時偕行”，即以自強不息與永恒變化的客觀世界保持一致。

       也就是說，世界永恒變化的性質，就是人應自強不息的根據。所以中國文化的人文是與時俱進的人文，與“時”俱進，不是與人俱進，也不是與善惡俱進。基于此我們開的方是時方，我們的處境代表時和間。我們可能過往理解得不夠，把“處境”變成了“事物”，一旦是以事物為處境，那我們變成了物是人非，這樣的人生是有問題的。我們要把它轉換成“人是物非”。

       過往我們對人生的認識變成了事和物：來一件好的事物就高興，來一件不好的事物就不高興，現代教育讓我們對事物吉兇本身的認識很清晰，化驗單指標好就是身體好，不好就是身體不好，我們對事物認識學的盡管很多很深，但是我們對“時間”的認識很多時候是個零。我們要想想是什么決定了是好事或壞事？背后一定有東西在主宰，我們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我們不要物是人非。

       對生命的認識就是基于對時間的認識這條主線。真實的生命要回到生命基本面的角度和立場來觀察，生命基本面的角度和立場就是時間，而不是事物。“外境”是事物，是身外物；但是“處境”不是身外物，我們很難置身事外。事是外境，物的轉換很快，但是處境是很難轉變的，因為錢和物根本改變不了我們的處境，錢、物、社會地位根本解決不了人生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人生的問題是由智慧解決的，不是錢和物解決的。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就是錢和物能解決所有的事，中國文化沒有這樣的價值觀，這是高度互補。中國文化是培養貴族的，它是基于你先有了錢和物，再來探討這個問題。沒有錢和物很簡單，先把錢和物豐富起來，再來探討后面的事情。

       機是處境，談到機，就繞不開吉兇，中國文化是趨吉避兇的，機里面就有吉兇。我們過往對吉兇的理解和認識，簡單地說：你想要的來就是吉；你不想要的來就是兇。過年祈福，心想事成，想要的多多來，不想要的不要來。想要的都來了就是吉，不想要的都來了就是兇。這是我們每個人的人文價值觀，吉兇很容易建立。

       但中國文化是怎么表達吉兇呢？“當其位則吉，失其位則兇”，講的是“位”，所謂吉，當其位也；兇，失其位也。《易傳·系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易經》是中國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本經典，是元典，包羅萬象。所以孔圣人50歲才開始究“易”。“貴賤位矣”。貴賤只是一個位，吉兇也是一個位，位置代表處境。